這幾年，由于本報記者一直做人口和生育政策報道的緣故，認識了全國各地100多個想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單獨”家庭，與他們交流，聽他們說自己的故事。
這100多個家庭里，妻子小的有二十七、八年紀，最大的今年已經41歲，仍然在“苦苦地等待”。這些家庭中至少有一方為公職人員（政府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或國有企業職工）——從中央國家機關到鄉鎮街道基層皆有——因而，他們受到現行計生政策的約束也最大。
其中一位叫阿昌（化名）的男士，是南京的公務員，今年40歲，家中獨子，妻子則還有一個姐姐。
夫妻倆在2008年有了第一個男孩，但一直想要第二個寶寶，因為阿昌不想兒子再跟自己一樣“孤單”地長大，沒有個“玩伴兒”。
2010年，全國人口計生工作會議，第一次透露出國家將“穩妥開展實行‘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政策試點工作”。阿昌從媒體報道中得知了這一消息。起初，他每隔幾個月就會給記者郵件，詢問記者是否了解政策的新走向和變化。
今年3月的一天，阿昌再次來信：
“單獨二胎政策今年會放開嗎？因為就在今天，我老婆不小心又懷孕了，對此我是既高興又發愁，高興的是我們終于可以有第二個孩子了，發愁的是我要為此丟了工作而且要繳二胎費。雖然我想讓老婆打胎保工作，但一想到老婆為我已打過一次胎了，實在不想讓老婆再打胎了。所以說，就是丟工作也要把孩子生下來。還有……如果我現在立即辭職，會影響單位其他同事的獎金嗎？一起工作這么多年了，真的不想影響他們……”
實際上這幾年，記者身邊就遇到過好幾個類似阿昌這樣的例子。其中就有記者的一位大學同班同學，夫妻倆都是公職人員，也是“單獨”家庭。妻子懷上了第二個寶寶，盡管丈夫想盡各種辦法，仍然未能拿到第二個“準生證”，無奈只好讓妻子去做了流產。
阿昌的擔心也并非多余，在不少地方，除實施計劃生育“黨政一把手負責制”外，還強力推行“一票否決制”：一個單位只要出現一例違反計生政策的案例，則全單位取消當年和下一年綜合性先進、榮譽稱號的評選資格；單位主要負責人、分管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負責人當年年度考核不得確定為優秀和稱職等次；一年內取消各類先進、榮譽稱號的評選資格，不得提拔和晉升職務；任期內被否決兩次以上的，予以降職或免職；已提拔或轉（調）任后發現有“一票否決”情形的，予以追溯否決。
在有的地方，“一票否決制”還堵死了違反計生政策者入黨入團、報考公務員、進入國有企事業單位，以及當選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獲評勞動模范的通道。
為了避免因超生給單位同事帶來影響，阿昌的幾位朋友給他建議是“假離婚”，找一個自己非常信任的，未婚或未生育的親友，與妻子“假結婚”，然后取得“準生證”。生下來之后，他們再離婚，然后夫妻倆“重新領證”復婚。
這可能也是這些年來，不符合生育第二胎政策的夫妻們想生育第二個孩子時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假的醫學證明”，“證明”自己的第一個孩子，存在重大生理缺陷或疾病，然后可以申請生育第二胎。
無論是哪種，都是非常艱難的選擇。要知道，原本是“假離婚”，到后來“假戲真做”的故事，也并不是沒有過。
因此，阿昌和他的妻子陷入了掙扎。
幾天后，阿昌給記者郵件：“昨晚做了一個夢，夢見政府宣布無條件對所有公民都放開‘二胎’，高興啊，醒來才知道這是空的……”。
又過了兩個星期，阿昌說，“經過半個月與家人的溝通，最終決定把這個孩子生下來，為了不使我丟掉工作，決定用假離婚的辦法。”
郵件持續而來：
“我已經和我老婆離婚了，我們的兩套房子一人一套，她的戶口也遷到她名下的房子內，請問這樣的話，計生委還會來找我的麻煩嗎？我的工作不會丟了吧。過兩年后我和老婆復婚，那孩子就可名正言順地回到我身邊，這樣應該可行了嗎？”
……
“我老婆離婚后，不愿找一個人假結婚，這樣的話計生委會找我的麻煩嗎？這是我最擔心的。”
……
前幾天，記者收到阿昌最近的一封郵件：
“昨天剛剛在一個陌生的小區租了一個房子，老婆和我悄悄地住在那兒。現在是離了婚又到別處租房，靜靜地等待我的第二個寶貝出生。這么麻煩都是給逼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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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夫妻生二胎政策有望重啟 或明年初試行
接近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人士透露，延宕數年的“單獨二胎”（夫妻雙方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個孩子）政策，有望在近期重啟，如進展順利，將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試行；同時，關于2015年之后全面放開“二胎”的政策也正在擬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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