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披露北京街頭摔女童嫌犯照片。 （網絡圖片/圖）
在韓磊的小說中，隨處可見十字路口的意象。他曾反省人生“十字路口”的殘酷，卻以更殘酷的方式，剝奪了一個尚未作出過人生選擇的嬰兒的生命。
因為偷自行車，被送進暴力蔓延的工讀學校；因為偷汽車遭遇“嚴打”，而被判處無期徒刑。16年刑獄后的韓磊撰寫了數十萬字的自傳體獄中小說，試圖告別“昔我”，卻在出獄僅9個月后便涉嫌摔死女嬰。
遭遇女嬰的夏夜，韓磊并未意識到自己再次站在了人生十字路口上。
這個39歲的中年男人剛剛與朋友聚餐，地點是離他住處不遠的大興區小紅門路上的人民公社大食堂。這場老友間的宴飲從下午六點開始，持續了近兩個半小時。2013年7月23日，伏天里的北京夜晚有一些燥熱。興致頗高的韓磊喝完二鍋頭，還開了七八瓶啤酒。此前，他已經在家喝過一頓了。
聚餐后，感到余興未盡的韓磊又邀請朋友前往兩公里外廡殿路上的天鑫龍KTV唱歌消遣。按照時間推算，韓磊和朋友到達KTV是晚八點五十分左右，服務生說沒有車位了，讓他們把車停到馬路對面。
隨后，韓磊乘坐的白色索納塔轎車遇上一輛嬰兒車。在和推著嬰兒車的年輕母親爭執之后，韓磊舉起了嬰兒車以及車中的女嬰。嬰兒車從近兩米高度摔下。50個小時后，女嬰死亡。
“假如那天沒有在十字路口前徘徊，假如那天不是為了那頓該死的早點耽誤了時間，假如那天沒有遇到蔡伸，方冰堅信自己的人生一定會是另外一番模樣。”寫于2012年出獄前后的自傳體小說《昔我往矣》中，韓磊通過一連串的“假如”表達了自己對過往的痛悔，對生活的醒悟。然而，人生沒有“假如”，九個月后他再度犯下不可原諒的罪行。
從“昔我往矣”四個字中，可以看到韓磊對自己過往人生的決絕態度。但命運的吊詭在于，信心滿滿的自我告別之后，韓磊卻再次回到了他已經告別過的十字路口。
8月14日，韓磊已經被北京市公安機關移送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這都是命運的安排。”如今身在看守所的韓磊信命，受到宗教思想影響的他深感犯下的罪惡不可救贖，自己已被命運所棄。
但這個輿論眼中的“暴戾之徒”口中的“命運”指的是什么呢？韓磊在他的小說中寫道：“走出子宮的路是筆直的，通向死亡的路也是筆直的，但是在起點與終點之間，卻充滿了未知的十字路口。”
這個因偷車而獲刑16年的大院子弟，留下了數十萬字的自傳體小說。順著這些文字逆流而上，可還原韓磊人生經過的一個個“十字路口”。
大院
自家的自行車丟了以后，韓磊從外面偷了一輛自行車回來。
1974年6月26日，韓磊在豐臺東高地的航天部大院里出生，母親范珍還記得當時是炎熱的中午。
韓磊的父母，都是航天部的普通工人。母親范珍是航天部下屬某廠的修理工；父親是該廠的木模工。
韓磊出生在那個年代一個典型的“鵲橋家庭”：他的父親響應當時國家“三線建設”的號召，遠赴四川萬源的大山之中，一去就是十二年。剩母親一人在京養育他和姐姐。
“當時我生女兒，他都沒回北京。”范珍說，那時候丈夫極少回來，家里面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大院是個封閉的地方，那里界限分明。”張國新比韓磊大三歲，當時與韓磊家住樓上樓下，常在一起玩耍。那時候，大院跟城市聯系還不緊密，東高地高大的蘇式磚樓在低矮郊區民居中很顯眼，而大院再往南就是農民的菜地。
東高地大院的往事后來成為石康、王朔等作家的故事來源。“文革”期間航天部分成了“915”和“916”兩派，大字報、批斗、武斗很激烈。“知識分子們面子薄，自殺也是常有的事兒。”張國新和韓磊懂事時，“文革”已經結束了，但大院特有的青春傷痛與殘酷卻依然觸手可及。
大院孩子最喜歡玩“攻山頭”和“警察抓小偷”這些游戲，韓磊喜歡扮演“解放軍和警察”。韓彩英記得弟弟韓磊小時候的夢想就是做警察，愛收集彈殼這些東西。東高地、三角地曾是大院子弟聚會的地方，戴著小軍帽、背著軍挎包的張國新和韓磊也沒少去，玩游戲機、看小人書，或者就是看那些元氣淋漓的青年們游蕩、打架。
但韓磊少年時期所接觸和感興趣的，并非只有拳頭。張國新注意到韓磊開始接觸古代詩詞，并開始模仿寫作。張國新覺得那正是韓磊內在尋求的開始，韓磊經常關在家里學習詩詞韻律。
拳頭，寫小說，寫詩，這是韓磊的青春期最熱衷的東西。學習成績自然一落千丈。韓磊在以自己為主人公的小說中寫道：“好結交所謂的社會人，講些江湖義氣，也就少不了干些江湖上打架爭勝的勾當。”當時，他同父母的關系也很緊張，一連幾個月都不去上學，“退學就像上學一樣簡單”。
張國新說，韓磊退學后仍然受到伙伴們的佩服，他講兄弟義氣，也能挑事兒。一旦韓磊做了壞事兒，做木工的父親抄起床底下的木板就開始揍他。
韓彩英覺得韓磊從那時就有些怪，有人夸他有文采，他就把那些詩歌全燒了。
“他父親回家時，他九歲了，已經管不下來了。”范珍說，那時候她也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1988年，家里面添置的一輛自行車被盜，這相當于一年的積攢化為泡影。范珍萬萬沒想到，兒子韓磊居然去偷了一輛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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