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懷疑暗箱操作，一位檢察官歷時三年對現任領導公開實名舉報，遞交辭職報告時他說，“連自己的權益都維護不了，還當什么檢察官”
53歲的檢察官張旭民曾將百余名犯罪嫌疑人送入監獄，但在他檢察官工作的最后階段，他“挑戰”的對手變成了曾朝夕相處的同事。因懷疑上崗競爭票數問題，繼而懷疑整個程序有問題，張旭民舉報單位領導，并為此上訪。
張旭民要舉報的是現任山西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嚴奴國。在這個實名舉報蔚然成風的年代，記者檢舉官員，情婦揭發貪官，但在職檢察官實名舉報自己上司，極為罕見。聽了他的決定，親友們表情錯愕：你瘋了吧？
不僅如此，2013年8月，張旭民向山西省人民檢察院政治部遞交了辭職報告，一個月后，在山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常委會上，決定免去張旭民山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職務。
整個事件其實并不復雜。2009年，山西省檢察院的一次處長競崗過程中，張旭民意外落選，他覺得事有蹊蹺，在調查中發現計票過程存在問題，因此懷疑競爭上崗過程中，涉嫌暗箱操作。
一場長達三年的舉報拉鋸戰就此展開，事件也變得愈發復雜和敏感。張旭民原來只希望通過舉報公布調查結果，還他選票清白，最終卻以他辭職宣告結束：“我連自己的權益都維護不了，還當什么檢察官。”
“一根筋”的檢察官
1960年，張旭民出生在一個干部家庭，是家中6個孩子的老五。張旭民的童年記憶幾乎都是黑色的。他小學入學的第一天晚上，紅衛兵沖入家中，押走了身為保德縣委書記的父親，打成“走資派”，關在一個廢棄窯洞里。武斗開始后，整個縣城斷糧、斷水、斷電，張旭民幫著哥哥姐姐將沾上水的破氈子掛在窗上，防止子彈打進來。
“官二代”張旭民在十六歲那年，初中畢業回到老家保德縣化樹塔村插隊，在林場里學育苗育種，一干就是三年。37年后，這門手藝再次成了他的謀生手段。
文革結束后，張旭民到父親所在的忻州運輸公司當了一名學徒，先當售票員，又考取了駕照。1982年，忻州地區檢察分院到運輸公司招收會開車的法警，技術和文化考核成績突出的張旭民自此進入了檢察系統。
在檢察院，一位領導建議他在擔任法警的同時，學習業務知識。張旭民開始參加案件討論，當起書記員。1984年，中國政法大學在山西函授招生，80人報考，最終只錄取了8人，張旭民名列前茅。一邊學習一邊辦案，政法大學教師每個月到太原集中上10天課，“講的內容與在校學生一模一樣。”張旭民特意強調。
不久，張旭民成為助理檢察員，開始主辦案件，擔任公訴人。當時沒有復印機，為了短時間內看完卷宗，張旭民經常通宵做閱卷筆錄。忻州檢察院原紀檢書記郎俊芳至今還記得，張旭民在庭上只帶公訴提綱，所有公訴意見都印在腦子里，在法庭辯論時口若懸河，邏輯清晰，提問絲絲入扣。張旭民皮膚黝黑，國字臉，說話鏗鏘有力，“法庭上一開口就有震懾效果”。郎俊芳回憶。
郎俊芳眼中，張旭民辦案認真，為人正派，但性格過于耿直，說話從不拐彎抹角，容易得罪人。
在忻州檢察系統，張旭民是出了名的“一根筋”。1987年，他在忻州地區檢察分院工作時，辦公室經常發生盜竊，不少同事背著老婆藏在抽屜里的“私房錢”被偷，鐵皮柜里的卷宗被翻得亂七八糟。當時，公檢法集中在一個院子辦公，多次向公安報案都未有進展。
年輕氣盛的張旭民主動申請值夜班，并放話：一定抓住小偷。守株待兔多日，張旭民與一名同事配合，終于把竊賊候個正著。開燈一瞅，傻了眼，小偷居然是隔壁法院民庭庭長年僅16歲的兒子。同事蒙了：“怎么辦？”“沒啥好說的，送派出所。”張旭民說。
第二天上班，檢察院專門開了表彰會，給張旭民發了獎狀，獎金一百元，相當于他兩個多月的工資。但大院里的人不以為然，抓的孩子是院里的子弟，內部教育即可，沒必要興師動眾地扭送到派出所。不少人覺得，這個小伙子愛出風頭：“低頭不見抬頭見，你讓孩子家長怎么看你。”
張旭民不以為意：我幫他教育兒子，有什么錯嗎？
“不通過組織程序，師出無名，我不干”
憑借這股執拗勁兒，張旭民連續兩年被評為全省優秀公訴人，1988年，調入山西省人民檢察院起訴處。
這是張旭民功成名就的起點，也是他最終黯然神傷之地。1995年，張旭民因在兩個涉黑文物犯罪集團公訴中表現突出，榮立三等功，一年后被提拔為省檢察院起訴處副處長。
1998年12月，專案組接到線索，一起盜墓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趁夜潛回老家。原本抓捕工作由公安負責，但考慮到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有政法系統的“保護傘”，張旭民主動要求參加抓捕行動。
幾名警察跳進院中實施抓捕，犯罪嫌疑人從后窗順勢上了房，守在墻外的張旭民也跟著爬了上去。未曾想，犯罪嫌疑人躲在煙囪后，抄起一根木棍朝張旭民劈了過來，張直接從近四米高的房頂跌落下來，頸椎受傷，左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
這次腿傷跟隨了張旭民的后半生。從1998年至今，他住過8次院，做過7次手術，由于肌肉萎縮，如今走起路來仍有些跛，最終民政部門認定為五級因公傷殘。受傷一年后，張旭民榮立一等功，被授予山西省勞動模范稱號。
但他的健康已受到嚴重影響。2004年，他離開一線，被提拔為正處級檢察員，調至檢察院巡視組。
他的一根筋性格卻沒有改。2001年單位機構改革時，張旭民剛出院上班，發現無論是單位排名，還是更新的通訊錄上，他都排在試用期副處長的后面。他直接跑到檢察長辦公室討說法：“我已擔任副處長五年了，怎么會排在試用期副長處后面？”
2005年，檢察院發放醫療補助的名單中遺漏了他的名字，領導告訴他，寫個說明交上來，就可以把錢補上，“我不寫，本來就要發給我的。”張旭民轉身走了。
2006年，省檢察院決定對處長崗位進行推薦。張旭民到推薦現場才知道，名單里沒有自己。領導找他談話，表示作為正處級檢察員，可直接為他安排實職崗位。但張旭民卻不同意：“不通過組織程序，師出無名，我不干。”
張旭民的一位同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遺漏張旭民的名字，政治部主任還在大會上公開檢討。“他自尊心太強，太好面子。了解他的人說他好，但不了解的則覺得他太擰，和部分同事相處并不是很融恰。”
可在張旭民眼中，作為檢察官，如果連程序正義都做不到，那公平正義都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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