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包小姐”為例，這種電信詐騙的來源地最終多指向河北邢臺、邯鄲兩地。據警方介紹，此類詐騙的作案同伙一般同村親戚居多
有媒體報道稱，電信詐騙最早在臺灣出現，2000年前后傳入大陸，并于2005年左右轉向經濟發達省份，之后迅速在全國范圍內蔓延
原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陳偉才透露，廣東省內法院、檢察院領導甚至接到過來自所謂“中院”的詐騙電話
目前，犯罪分子已經開始以“產業化發展、企業化運作”的方式，精心布設“連環局”
作為一個已經不再新鮮的老話題，電信詐騙近日再次因幾單“搶眼”案件而大有“上頭條”之勢。
1月9日，沈陽媒體報道稱，當地一位74歲的謝大爺在銀行行長、銀行工作人員、保安、派出所民警多方勸說的情況下，仍執意給騙子匯去42萬元，直到第二天才意識到自己可能被騙。
就在兩天之后，“女星湯唯在上海遭遇電信詐騙，被騙走21萬”的消息再次引發廣泛關注，不少網民驚呼“連湯唯也中招”。
多為“家族式”團伙
“這么傻，這樣也會上當？”35歲的大學教師劉女士在看到電視上播放的關于電信詐騙的內容時，坐在沙發上這樣自言自語。但就在隨后，她被打來的電話騙走了兩百萬元。
這是杭州市公安局策劃制作的微電影《電話那端的魔鬼》中的一個場景，雖然并不是真人真事，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例子卻屢見不鮮，不少高學歷、高收入的人在電信詐騙中頻頻中招。
在北京市大興法院審理的一宗電話詐騙案件中，17名被害人除了有大學生、團級干部外，還有中科院的一名博士。“其中一人就被騙了9萬多元，這9萬元已明顯超過騙子承諾的中獎價值。”承辦案件的法官丁路說。
“他們一步步誘惑收到短信的人，不斷讓你匯錢。”丁路介紹說，詐騙人員會借用手續費、賬號激活費、公證費和個人所得稅等名目，一次次地向被害人要錢。在僅僅兩個月時間內，詐騙人員就入賬32萬多元。
而一個詐騙團伙想要開張，門檻卻并不高：一處位于某個居民小區的出租房、兩三臺電腦、幾部手機、若干張銀行卡再加上收集的公民個人信息，就齊活了。
《來電不善》是一部專門揭露電信詐騙的影視作品，編劇兼導演郭嘯為了全面展現騙子的行騙手段和心理曾臥底詐騙團伙和騙子們同吃同住。
據郭嘯講，詐騙團伙工作時間房門是反鎖的，他們最害怕的是有人敲門，一旦有了突發情況，他們首先會銷毀手機、電腦以及和詐騙有關的各種資料。而這些場景也被郭嘯復制到了電影當中。
比如在該劇的開頭，身為騙子的楊古回到家中，挨個推開每一間臥室的房門，門內是他正在同時通過電話開展“房產退稅業務”的同伙兼家人：他的妻子、妻子的堂弟和妻子堂弟的妻子。在吃飯時，他們還會就詐騙實施的情況進行討論。
據了解，詐騙團伙多以家族式為主。以此前紅極一時的“包小姐”為例，這種電信詐騙的來源地最終多指向河北邢臺、邯鄲兩地，據警方介紹包小姐小廣告詐騙的作案同伙一般是同村親戚居多，因為在大家都熟知的關系圈里辦事風險相對較小。
而在湖南株洲警方破獲的一起電信詐騙案中，犯罪嫌疑人謝某也是和其舅舅、媽媽一起搭伙實施詐騙，其中謝某和舅舅負責具體操作，媽媽負責在廣西取騙來的錢。
“我也知道犯法，只是抱著僥幸心理，沒做成多少單，共騙了3．8萬元，買電話卡花了6000多元，1000元電話費可以發送5萬條短信，我一共發了15萬到18萬條吧，我們雙峰人很多家庭都做這個。”謝某說。
湖南婁底成“高危區”？
謝某等人被株洲警方稱為地域性職業犯罪群體。據株洲警方透露，他們于2012年3月28日晚搗毀23個電信詐騙犯罪窩點、抓獲的64名犯罪嫌疑人均為湖南婁底雙峰籍人，平均年齡29歲，最大的50歲，最小的17歲。
無獨有偶，2013年5月28日凌晨，浙江和湖南警方聯手偵破了“4·1”特大電信詐騙案，搗毀犯罪窩點26處，抓獲犯罪嫌疑人94名，涉案總值1000余萬元，其中多個犯罪團伙的首領均為湖南婁底雙峰人。
這似乎從某些方面印證了此前在網上流傳的一張“中國犯罪之鄉地圖”。在這張地圖上，湖南婁底被標注為電信詐騙發生的高危地區。
有報道稱，電信詐騙最早由臺灣傳入廣東福建一帶，2004年官方重點整治后，臺灣籍詐騙團伙將窩點轉移到了湖南。此后隨著中國警方重拳出擊，臺灣籍詐騙團伙銷聲匿跡后，電信詐騙又被婁底雙峰嫌疑人接手。
也有媒體報道稱，電信詐騙最早于上個世紀90年代在臺灣出現，2000年前后傳入大陸，并于2005年左右轉向經濟發達省份，之后迅速在全國范圍內蔓延。
通過搜索“電信詐騙”等關鍵詞可以發現，不僅是湖南，包括北京、江蘇甚至新疆等省區市每年也都破獲了大量的電信詐騙案件，電信詐騙呈全國性分布的趨勢。也有數據表明，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發達省份仍是電信詐騙的重災區。
有辦案民警總結稱，電信詐騙不同于一般詐騙案，屬于非接觸性犯罪，犯罪分子往往選擇垮區域甚至跨國境作案。
在前述湖南株洲警方破獲的電信詐騙案中，犯罪分子謝某、朱某等人自2009年起在江西、湖南等省租住民房，面向全國實施電信詐騙，被害人則涉及廣西、貴州等10多個省市。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該團伙主要把詐騙信息發往外省，因此并未發現株洲本地受害者。
而2013年1月告破的“12·03”特大跨國跨兩岸電信詐騙案更涉及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斯里蘭卡、柬埔寨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在泰國抓捕的10名嫌疑人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只有4名女子，其余全是臺灣人。
重拳打擊除不凈
事實上，在電信詐騙盛行的同時，我國警方也在重拳整治。據了解，為了遏制電信詐騙的高發態勢，2009年6月以來，公安部連續4年部署在全國開展“打擊電信詐騙犯罪專項行動”，先后打掉跨國境電信詐騙犯罪團伙80余個，抓獲犯罪嫌疑人2200余名（截至2013年5月）。
其中2010年，公安部就曾組織3000余名警力，協同臺灣警方聯手摧毀特大電信詐騙犯罪網絡群，搗毀詐騙窩點及地下洗錢場所124處，僅長沙就出動警力2000人，抓獲臺灣籍嫌疑人近200名，搗毀窩點22個。
而在地方上，北京市公安局3年中共破獲電信詐騙案件22400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970余名。并先后多次會同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老撾、越南、臺灣警方開展跨境協作打擊。
2013年，湖南婁底市刑偵支隊從公安部督辦的“4·01”電信詐騙專案入手，組織多警種、部門聯合作戰，在省公安廳的統一指揮下，抽調上百名警力，分赴廣東、長沙、重慶、婁底等電信詐騙窩點，持續開展了“5·28”、“6·19”、“7·19”共3波全國性的集中統一抓捕行動。
不過，原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陳偉才也表示，雖然“我們絞盡腦汁，但電信詐騙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陳偉才透露，廣東省內法院、檢察院領導甚至接到過來自所謂“中院”的詐騙電話。
在北京市豐臺區檢察院公訴二處檢察官季剛看來，電信詐騙犯罪高發，有公民防范意識淡薄、犯罪作案成本低收益高、公安機關跨國境打擊難度大取證難等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在于網絡改號詐騙電話暢通無阻從境外進入，群發詐騙短信泛濫等渠道一直切不斷。
主管全國打擊電信詐騙的公安部五局向陳偉才提供的資料顯示，近年發生的電信詐騙案中，使用網絡改號電話作案的占90％以上。而詐騙短信方面，主要通過手機號碼發送、SP端口和集團短信端口發送。
而根據陳偉才的調研，對境外網絡改號電話的識別、攔截，詐騙短信、垃圾短信的封堵、過濾，技術上是可行的。“群發垃圾短信、詐騙短信已成為各地運營商創收的重要來源。”陳偉才說。
在2013年的全國“兩會”上，陳偉才再次建議，盡快通過全國人大立法或“兩高”出臺司法解釋，明確電信運營商的法律責任；明確工信部要切實加強對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電信運營商的監督管理。此外，有過錯的運營商還應當承擔對被害人的連帶民事賠償責任。
定期更換作案“劇本”
而隨著全國公安機關打擊治理工作的深入推進，電信詐騙團伙的作案手段也在不斷翻新。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刑偵總隊重案支隊支隊長高兆毅表示，從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類型來看，發生在新疆的詐騙案件就經歷了從街頭迷信、丟包詐騙到電信、網絡新型詐騙的發展過程。從當年的“猜猜我是誰”到“購車退稅”詐騙，其間還夾雜虛假中獎、信用卡透支等40余種詐騙方式。
“2002年，新疆開始出現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其中冒充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案件多發，且增速較其他詐騙犯罪類型更為明顯。”高兆毅說，在此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分別冒充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員，稱受害人卷入涉黑、涉賭資金案，須繳納保證金才能取保候審，并通過傳真拘留證等方式取得受害人信任。
而目前，犯罪分子已經開始以“產業化發展、企業化運作”的方式，精心布設“連環局”。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專業隊大隊長王海透露，在他們破獲的一起電信詐騙案中，民警就查獲了由犯罪團伙撰寫的3000多字的‘專案組警官’劇本。
“‘劇本’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詐騙，如第一個人先扮演專案組民警，打電話稱對方銀行卡涉嫌洗錢，留下‘某專案民警’的電話號碼，讓受害人核實，其他人再冒充當地110民警來‘證實’‘專案組民警’身份。”王海說。
此外，一旦發現騙術不好用了，犯罪分子也會開始開發或尋找新的“項目”。北京市公安局警官金大志就表示，作案分子會設計不同的腳本，定期進行更換。“犯罪分子將一些固定問題以問答的形式設置好并且印成文檔，供犯罪人員在打電話時隨時查詢”。
而北京警方在馬來西亞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也交代，團伙成員每天都要進行專業的話術培訓，重點是對詐騙劇本上的內容進行練習。結束一天的工作后，團伙成員還要開會，以總結經驗。
而在對泰國某詐騙窩點取證時，最讓參與抓捕的警官曹煜印象深刻的，莫過于墻上的一塊白板，上面用醒目大字寫著“本周目標50萬元”。(法治周末記者 潘琦)
（資料來源：《法制日報》、《沈陽晚報》、《貴州都市報》、《北京青年報》、《楚天都市報》、《南方都市報》、《檢察日報》、《北京晨報》、《長沙晚報》、《京華時報》、《株洲晚報》、《重慶晨報》、《新聞晚報》、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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