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里的綠色蔬菜比肉菜市場的同樣品種要貴許多。新華社發
明禁農藥濫用調查
一路尋訪菜農、農資店老板后，記者順著這一條劇毒農藥的生產銷售線索，一路摸索，試圖找到生產廠家，卻發現農藥外包裝上的生產廠家地址只是一片居民區。而真正對外批發劇毒農藥的廠家，似乎只隱藏在電話線的另一頭。
“都見不得人，怎么可能讓你去廠里談呢”
按照購得的一瓶農藥上的生產地址，新快報記者試圖找到其在臨沂的生產廠家，但在走到其提供的地址時，卻發現該地只是一片居民區，根本不存在農藥廠。而經銷商孫華則告訴記者，為了減少中間的成本，自己也試圖直接前往廠家進貨，但宣告失敗。“即使是市里的農資市場，農藥也是由農藥廠的推銷員上門送貨，很難找到他們的廠家地址。”
孫華分析說，這些禁止生產的農藥，都是那些化工廠偷偷生產的，“都見不得人，怎么可能讓你去廠里談呢？”
根據孫華介紹，新快報記者以大量批發為由，聯系到臨沂市沂南縣一家農藥廠家的負責人，在問及有無甲拌磷等禁藥銷售時，該負責人一口回絕，表示“這些是不能生產的，廠里沒有”；但在記者幾次發短信表示誠意后，對方打來電話曖昧地表示：“可能還有之前的存貨，等等幫你問問再說。”
“666粉因為買不到，慢慢地就沒人用了”
“只要沒有生產，沒得賣，也就沒得買了。”在新快報記者采訪過程中，問及如何杜絕使用禁藥的建議，無論是菜農還是農藥經銷商，都給出了這一觀點。有菜農以曾經一度泛濫的“666粉”舉例，劇毒農藥666粉因其高效的殺蟲作用，曾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我國農田大量使用，后被正式禁用。“因為查得嚴，這些年已經很難買到了，即使聽說還有，但是也不好找。”菜農告訴記者，“因為買不到，慢慢地也就沒人再用了。”
在接到農藥廠家負責人電話表示“可能還有存貨”后，記者隨即在臨沂市農業信息網的“質量監督”板塊看到，有關市內各轄區對于農藥市場監管的工作與行動一直緊鑼密鼓。其中，5月10日的一則信息是：“蒼山縣積極開展禁限用農藥監管和農產品質量安全隱患排查工作。”
"逆著潮流種菜，太難了。如果都不用藥，也不現實，要是菜價都像我這么高，普通老百姓吃什么？十幾塊錢一斤的菜，他們怎么吃得起？"周江寧說即使是在超市開了綠色柜臺，他也不敢擴大規模，因為銷售市場就那么大。
不用毒農藥的蔬果普通人吃不起
別處賣8元一斤的草莓，這里賣到20元才能收回成本批發市場的菜販不敢進貨，只能引高消費群開私車進大棚現買現賣
在蒼山縣，并非所有菜農都使用禁藥。一度也投身于農藥大軍中的周江寧在五年前做出決定，棄用高毒農藥，改用低殘留藥品種綠色蔬菜。五年之后，雖然自己的綠色大棚辦得順風順水，但他卻感嘆自己的種植模式無法推廣，規模也得不到更大的擴張——他的菜價太高了。
人工成本大幅提升
2007年，周江寧貸款在縣城邊緣承包了30畝農田，全部種了大棚。為了學習先進的種植技術，他專門去日本呆了一個月。回到蒼山，周江寧聘請了幾個當地的勞力，開始一套綠色種植模式。
首要的標準就是摒棄用了多年的劇毒禁藥，不只是甲拌磷等高效藥物，即使是一些不在國家禁藥名單之列，但是殘留較高的高毒農藥，周江寧也堅決不用。根據自己種植的黃瓜、西瓜、西紅柿等作物的需求，他選擇了一批低毒無殘留的低效農藥，甚至在某些作物上干脆不用農藥。
選擇這些藥品需要付出的代價是，人工成本的大大提高。平時的一畝黃瓜，按規律用過幾次高毒農藥后基本蟲子可以絕跡，而周江寧的種植大棚里卻需要按時進行人工除蟲。一天除蟲不及時，一批蔬菜就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另外，低效農藥需要多次噴灑，并且為了確保無殘留，間隔時間及數量控制均要有嚴格的人工把關。為此，周江寧不得不加大聘用的工人數量，“一年的人工成本最低也要在20萬塊以上”。
太貴了菜販不敢要
即使是在人工成本上不斷投入，仍然避免不了蟲害的蔬菜產量依然無法和使用高度農藥的田地相比，相同面積的田地，周江寧大棚的產量最多只能到普通田地的三分之二。而在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之后，想要盈利，周江寧唯一的辦法是，出售時菜價遠高于普通田地。
從邏輯上看，綠色蔬菜的高價是合理的，但是，考慮到周圍的消費水平，周江寧不得不面臨沒有市場、難以與普通田地競爭的問題。
“就說草莓吧，其他地里都賣七八塊錢一斤的時候，我這里必須賣到20多塊才能收回成本。”周江寧說，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市場，成了個大問題。
蒼山縣傳統的銷售模式是，菜農把蔬菜集中到幾個批發市場銷售，市場方面的菜販一車一車地把蔬菜銷往國內上海等大城市。對這些市場上的菜販而言，每一分錢的批發價格的波動都極為敏感，至于周江寧的動輒幾倍于他人的綠色蔬菜，這些菜販選擇敬而遠之。
“他種的再好我們也不要，”在批發市場，一名常年往蘇州賣菜的菜販告訴記者，“所有往外的銷路都是固定，價格的波動也是按照市場來的，他的那些綠色青菜太貴，我批發了到那邊，找誰賣？再說了，他說是綠色的，我怎么信？就算我信了，人家怎么信呢？”
開放大棚現摘現賣
在傳統的批發市場面前，周江寧的綠色蔬菜是一個另類。為了解決高價蔬菜的市場問題，周江寧想到的辦法是，一方面加大宣傳力度，“把綠色和安全這兩個品牌打出來”，另一方面，周江寧在四處尋找外地市場無果的情況下，干脆放棄了蔬菜對外的批發，瞄準了本地的市場。
“雖然是個縣城，但是一部分人的消費能力還是有的，”周江寧分析，“就掙這一部分錢。”
想要證明自己的蔬菜是綠色的，放在市場上同時賣，周江寧沒有任何說服別人的理由，于是，他把市場搬到了種植大棚——現場采摘現場賣。
在第一年虧損之后，綠色種植的第二年，消費能力較高的人群開始開著私家車前往周江寧的大棚買菜，幾家超市也開始建立合作關系，專門提供了綠色柜臺。五年后，周江寧的綠色大棚實現了菜價幾倍于普通農田，蔬菜卻并不愁賣的局面，如今一年的凈利潤在三四十萬元。
但這種綠色模式因其銷售市場太小，并不能看到推廣的可能性。“有消費能力的就那么一撥有錢人，不可能讓所有人都來買我的菜，即使是我自己，暫時也沒法再擴大規模了，因為本地銷售市場就那么大。至于外地市場，一直在尋找，但是暫時也還沒有突破。”周江寧感嘆說，“逆著潮流種菜，太難了。如果都不用藥，也不現實，要是菜價都像我這么高，普通老百姓吃什么？十幾塊錢一斤的菜，他們怎么吃得起？”（記者 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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