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江灣鎮上貼著日文對聯的慰安所
楊家宅慰安所木屋
上海日本海軍慰安所老板與“慰安婦”
村瀨守保寫真集中的第六慰安所櫻樓資料照片
70年前,侵華日軍讓中國遍地狼煙時,他們強征奴役下超過20萬名中國女性淪為日軍慰安婦,而現親身見證這段苦難歷史的慰安婦受害者僅有24人仍活在世上,她們的苦難是這段不容忘記的歷史的重要部分。終于,這些即將走完自己人生的老人們,等來了中國將慰安婦史料申報聯合國世界記憶工程的消息,全國6家檔案館精選出的29組歷史檔案目前已申報給聯合國,而檔案本身的故事也像這些慰安婦受害者同樣令人唏噓。
我國申報世界記憶工程的《“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為五個類別的29組檔案資料,其中圖片類檔案中的24張照片全部由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提供,這也是唯一來自民間的部分。蘇智良希望“申遺”能推進人類對“慰安婦”制度的反省、思考與批判。
首倡申報世界記憶工程
2013年秋天起,海南的陳金玉、林亞金;山西的郭喜翠、萬愛花等慰安婦受害者相繼去世,這個秋天,蘇智良夫婦奔波于各個去世的慰安婦受害者的葬禮。“我感到心里很憋悶,她們都沒能看到日本政府為她們的苦難遭遇道歉的一天,我們必須要為這些老人做點什么。”蘇智良說。
回到上海后,蘇智良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寫了一封長信,提出將慰安婦相關史料提交聯合國世界記憶工程,國家檔案局于今年初聯系了蘇智良,并開始從6家檔案館超過10萬份文獻檔案中進行精選。
世界記憶工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2年啟動的文獻保護項目,其目的是對世界范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通過國際合作與使用最佳技術手段進行搶救,使人類記憶更加完整。
我國申報給聯合國世界記憶工程的《“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共五大類29組檔案,其中侵華日軍遺留檔案、偽政權檔案、上海租界檔案、日軍戰犯口供這四個類別分別出自黑龍江、吉林、遼寧、南京、上海及中央檔案館。6家檔案館選取的檔案從不同側面反映了侵華日軍強征、奴役慰安婦的暴行,其中吉林省檔案館提交了5件從未公開過的檔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北京青年報記者確認,已經收到了中國將日本強征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申請。此次中國申報檔案的具體內容將于7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劃的網頁上予以公布。
蘇智良提供的24張照片全部來源于日本,22年來,他走遍日本的書店,遍讀公開出版的侵華日軍老兵各種回憶錄,尋找與慰安婦歷史相關的蛛絲馬跡。他發動全家投入慰安婦歷史的研究,對于他來說這些照片已不僅僅是歷史的記憶,也早已成為他人生的一部分。
而這一切,卻起源于一次機緣巧合。
偶然開始的慰安婦研究
1992年2月的東京氣溫雖已開始回暖,但呼嘯的寒風仍讓人感到刺骨。那時,蘇智良正坐在東京大學辦公室的窗前望著外面的街道,這一年他36歲,半年前上海師范大學公派他前往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員,同時在日本東亞學院講授漢語。
蘇智良目光聚集在街道上行進而過的一支打著標語的游行隊伍,這支隊伍的核心是幾位打著韓文標語的老年女性,她們是韓國籍的日軍慰安婦,她們一路游行到日本最高法院門前,要求日本政府給予道歉和賠償。在當時的中國,侵華日軍強征、奴役慰安婦的暴行還沒有成為盡人皆知的歷史,但蘇智良知道,中國一定也有很多像這些游行的韓國老人一樣的受害者,只是那時還沒有人做中國慰安婦的調查研究,慰安婦在侵華日軍歷史上仍然是個謎,是一段尚沒有被揭開真相的模糊歷史。
不久后的一次閑聊改變了蘇智良的后半輩子。1992年3月的一個周末,蘇與十幾名世界各地的學者在東京一家咖啡館里閑談,話題轉到不久前韓國慰安婦的示威游行時,一名日本學者對蘇智良說:“你從上海來的,你知道中國也有很多慰安婦嗎?而且日軍第一家慰安所就建在你們上海啊。”
“我那時聽到那句話,感覺就像平地里打了個‘炸雷’。我一直研究上海黑社會史和中國的毒品史,卻從來沒意識到慰安婦這段歷史竟然就沉睡在自己身邊。雖然說作為一個人文歷史學者不該說這種不嚴肅的話,但我那時候確實感受到了一種‘命運’一樣的東西來到了自己身上。”如今花白的頭發已掉了半數的蘇智良回憶著,“雖然說當時還沒有那種‘中國慰安婦這段歷史就讓我來揭開吧’這樣的‘壯志’,但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上海近代史學者必須為此做點什么,我也想不到這一做起來就是20多年。”
日軍在中國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上海,那么它在哪兒?有什么史料可以證明?帶著這樣的疑問,1992年的蘇智良在東京一頭扎進了圖書館,3個月下來,一無所獲。當年6月,他作為公派訪問學者的期限已到,為了能獲得確鑿史料,蘇智良申請自費留日一年,但調查結果依然讓他沮喪,又是10個月,依然沒有任何實質收獲。
眼看自費留日的時限又快到了,焦急的蘇智良偶然在東大附近著名的舊書街神保町的一家不起眼的書店里發現了一張照片,照片中兩排日式木屋,中間碎磚鋪路,一名日本兵在身穿和服的女性管理者陪同下正準備進入慰安婦的房間,配圖的說明是“上海楊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這是蘇智良第一次發現上海的慰安所,但此時他留日時間已不多了,只得拜托日本朋友幫忙尋找這張照片的出處。
1993年6月,蘇智良結束日本生活回到上海,幾乎同時,受他委托調查的日本一橋大學三谷孝教授將一本薄薄的日文書也寄了過來。這本名為《從上海到上海》的書是蘇智良發現照片的原出處,這是一本侵華日軍上海派遣軍軍醫官麻生徹男的回憶錄。
謎一樣的楊家宅慰安所
麻生徹男自攜一臺萊卡相機隨侵華日軍來到中國,他在侵華戰爭中拍攝了1300多幅戰地照片,其中他拍攝了大量戰地女性照片,有護士、上海酒吧的女招待,也有慰安婦。麻生在戰爭中隨日軍戰斗部隊經歷了從上海-南京-九江-漢口-武昌-上海的戰爭過程,這也是他回憶錄《從上海到上海》名字的由來。
1938年1月2日,身為軍醫正在沒日沒夜為傷員做手術的麻生接到了兵站司令部的命令,為設立陸軍慰安所,要其為集結起來的百余名婦女進行身體檢查。麻生當時尚不知“慰安所”三個字的真實含義,他在這本回憶錄中寫道:“陸軍慰安所是慰勞官兵進行文藝演出的場所吧?為什么要給這些女子做婦科檢查呢?”
為了執行這項任務,麻生連夜找來日軍工兵和附近的木匠,制作了一架婦科檢查臺,他拍了檢查臺的照片,并拍下了次日排隊等待檢查的女子們。麻生稱自己這時才知道這些女子的任務是“用自己的身體慰勞士兵”。
楊家宅慰安所建成后,麻生徹男還拍攝了慰安所的廣告牌以及手書的管理規定,這也是目前所有日軍慰安所影像資料中唯一留存下來的規章制度。
《從上海到上海》中的8張照片都被蘇智良提交給了世界記憶工程,但1993年第一次看到這本書的他還面臨一個難題:楊家宅慰安所究竟在哪兒?
蘇智良當年找來地圖一查,發現叫楊家宅的地方上海竟然有十多個,他只得騎著自行車一個一個地探訪。到1994年春天,半年時間過去,所有的楊家宅走了一遍,蘇智良沒有任何收獲,他只得擴大搜索范圍,像大海撈針一樣在各個楊家宅周邊尋找。終于在翔殷路北側的東沈家宅找到了楊家宅慰安所的遺跡。當年78歲的沈月仙老人看到麻生徹男拍攝的照片后立刻辨認了出來,她已故的丈夫曾被日軍抓去建造照片中的兩排木屋。蘇智良說當時自己興奮得雙手顫抖,他覺得自己似乎已解開了一個歷史謎團,但之后發現楊家宅慰安所僅僅是慰安婦歷史謎團的開篇,后面等待他的將是一度壓得他喘不過氣的苦難。
《我是一個16歲的滿洲姑娘》
“我是16歲的滿洲姑娘,春天三月雪化時,等到迎春花開放,我就出嫁到鄰村,王哥,你可要等著我呀……”
這是一首被譯為《我是一個16歲的滿洲姑娘》的日語歌,蘇智良在楊家宅慰安所附近的老人口中第一次聽到。老人們當年總能聽到慰安婦們哼唱著這首歌,逐漸很多人都學會了。蘇智良此后20年走遍中國各地,從東北到海南、從山西到南京,那些慰安婦受害者和其身邊的同齡老人,很多都會唱這首歌。
到1995年2月,蘇智良已查到上海83家日軍慰安所的地址,此時他開始意識到必須著手調查那些還健在的慰安婦幸存者了,但這里蘇智良遇到了自己無法解決的難題。“我自己無法敲開那些受害者的門,她們沒法對身為一個男人的我講述自己被日軍性侵奴役的過去。”在對受害人的調查陷入僵局時,蘇智良的妻子陳麗菲伸出了援手。
早在1993年蘇智良第一次提出要做慰安婦研究和實地調查時,妻子便全力支持他,蘇智良22年來對所有慰安婦受難者的調查,幾乎都由妻子陳麗菲陪同完成。1999年,蘇智良攜全家借做歷史調查的機會和眾多學者一起前往山西。就在人們一起下了五臺山坐上大巴的時候,卻發現蘇智良全家在車外向他們揮手道別,他帶著妻子和12歲的兒子開始在山西尋訪幸存的慰安婦受害者。
那時蘇智良第一次見到了日后成為公開控訴侵華日軍性侵第一人的萬愛花老人。在萬愛花老人昏暗的屋內,陳麗菲與老人一同坐在炕上,聽著老人述說那段慘痛的過去。當萬愛花老人閉著眼哼唱起那首《我是一個16歲的滿洲姑娘》時,陳麗菲顫抖地抱住了老人,兩人抱頭痛哭。
蘇智良說,這是一首所有慰安所都唱起過的歌;在上海一家日軍慰安所遺址,也真的有老人對北青報記者唱起了這首歌,那里是公平里,弄堂里坐落著的是上海最大的日軍慰安所——海乃家。
即將消逝的“海乃家”
海乃家的存在,早在1992年6月蘇智良就知道了,那時日本機關報協會大阪府本部的《宣傳研究》雜志,在6月號上刊載了一位63歲的日本老人,公開揭露其父親在“中國上海經營從軍慰安所”的文章,并提供了一部分照片,并供述了其自己日后也參與了經營的回憶。
這篇文章作者署名“華公平”,蘇智良曾當即尋找此人,但由于作者使用的是筆名而未能找到。之后的1993年,蘇智良在東京買到了華公平撰寫的《從軍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一書,書中以翔實的史料和諸多照片記述了海乃家慰安所1939年至1945年從建立到關閉的整個過程。
在今日的上海公平路425弄12號,這個名為公平里弄堂的深處,海乃家慰安所的建筑仍完整保存著,那位記述這段歷史的作者華公平這個筆名,也是結合了“中華”和“公平里”的意思。作為非常翔實的史料,蘇智良提交給世界記憶工程的24張照片中的6張,出自這本《從軍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
此書的作者華公平本名坂下元司,其父坂下熊藏曾是日本海軍退役軍官,日軍侵占上海后的1939年,時年41歲的坂下熊藏在上海虹口經營著一家“煮豆屋”,當時占領上海的日本海軍方面找到了坂下熊藏,提出與其合作建立海軍慰安所。
不同于眾多的同類機構,海乃家是一家高級慰安所,服務的全部是日本海軍軍官,除在日軍擄來的中國婦女中挑選慰安婦外,坂下熊藏還與人販子交易購買朝鮮女子,并每年回日本3次招募日本女子。為擴大經營規模,之后海乃家又在附近開設了一家“別館”,到1940年時,海乃家共有慰安婦40人,其中來自日本和朝鮮的各10人,中國慰安婦20人。
公平里的海乃家慰安所是一個由兩層樓相接圍起的院落,現在這里擁擠地居住著17戶人家,周邊老人都知道這里曾經是海乃家慰安所。當年坂下熊藏為防止慰安婦逃跑或私自外出,曾在公平里弄堂靠近慰安所的地方安裝了一道大鐵門,如今鐵門早已不見,但固定鐵門的栓頭仍深深釘在墻里。
出生于1937年的田老先生至今獨居在公平里,海乃家慰安所存在于此的6年正是他的童年,田老先生稱,對自己幼年時家人遭到日本海軍軍官和海乃家經營者毒打奴役的歷史已不愿回憶,但77歲高齡的他仍無法釋懷。《從軍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一書的作者坂下元司1991年曾重回此地,當時田老先生認出了他,但拒絕與之見面,此后不斷有日本人前來此地參觀,均遭到田老先生斥責。“去年還來過一批人,我把他們罵走了。”
海乃家附近居住的70歲以上老人們尚有不少人能講流利的日語,他們能閱讀北青報記者所持的日文書籍,一位老人哼唱起了那首《我是一個16歲的滿洲姑娘》,“這首歌是媽媽教我唱的,她說這里(海乃家)的慰安婦經常唱這首歌,慢慢就學會了。”
2013年,隨著公平里一位91歲的老人去世,最后一位能夠完整回憶海乃家慰安所的歷史見證者消失了,而海乃家慰安所這座建筑本身,也即將被從地圖上抹去。這里如今已被列入拆遷計劃,目前公平里的戶籍也被凍結。
“如果你明年再來,就看不見這棟房子了。”一位老人說。
日反省派出版人成全珍貴史料
“應該建中國第一座慰安婦資料館”。這個念頭蘇智良萌生于1998年,那年這個42歲的上海男人、溫文爾雅的學者卻干了這輩子最“血性”的一件事。
這年12月,蘇智良在日本先后進行了7場演講,在大阪演講時他第一次遭到日本右翼分子大規模阻撓,一伙人開著30輛車包圍了會場,大喊著“中國沒有慰安婦”的口號。講臺上的蘇智良被激怒了,他一把抄起麥克風,用流利的日語對這群人怒斥:“你們想否定中國有慰安婦的歷史是白日做夢。”
“作為一個中國學者,作為用多年心血進行實際調查的中國人,我有足夠的證據和理由向你們說明,日本軍國主義當年在中國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他們強征中國婦女充當性奴隸,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最為悲慘最為暴虐的事件。這段歷史真相,不但我能證明,就是現在臺下的一些日本老兵也能證明,你們日本的一些學者也能證明……”
這場演講后,蘇智良強烈地感覺到,中國也應該建一座慰安婦資料館,當年8月韓國為慰安婦受害者提供居所和療養地的“分享之家”內建立了日軍從軍慰安婦歷史館,這也是首個慰安婦資料館。
回國后的1999年,蘇智良在上海師范大學成立了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2000年申請下國家項目:中國慰安婦幸存者調查。終于在7年后的2007年在上海師范大學建成了我國第一家慰安婦資料館。就在建成當年,一位名為辻秀嗣的出版人帶著出版社員工從南京一路到上海考察,并拜訪了蘇智良。
辻秀嗣是日本機關紙出版社的負責人,蘇智良聞聽大喜過望,面前站著的人正是《從軍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一書的出版者。辻秀嗣對蘇智良說,自己是一位反省派的出版人,執著于出版真實反映日本侵華戰爭歷史的書籍。那一次拜訪,辻秀嗣送給了蘇智良另一本書——《我的從軍中國戰線村瀨守保寫真集》。這是一本侵華日軍老兵在戰爭中拍攝的影集式回憶錄,其中擁有大量涉及日軍在中國強征慰安婦的歷史照片。其中三張反映南京“皇軍第六慰安所——櫻樓”的照片此次也被蘇智良申報給了世界記憶工程。
蘇智良相信,“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的申報是一個契機,通過申報,讓世界銘記侵華日軍暴行,將“慰安婦”的歷史文獻永久留存。據悉,韓國計劃在2016年申請,著重呈現受害者的口述資料。明年年初,“世界記憶”專家委員會將組織投票,蘇智良對結果很有信心:“相信能夠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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