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國家社科項目的主持人；

　　他是迄今為止唯一三次獲得田野考古獎的中國考古學家；

　　他主持的河南偃師商城遺址發掘，首次發現了商代早期的前后三進院落的宮殿建筑，并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夏商文化分界提供了界標；

　　他主持的陜西周原西周宮殿基址發掘，首次發現一組東西對稱的西周大型建筑，為研究西周時期的歷史與文化提供了新資料；

　　他主持的河南安陽殷墟孝民屯遺址的發掘，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殷墟進行的規模最大的考古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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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河南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王巍。

　　日前，“舊大陸青銅時代比較考古研究”國際研討會在河南大學舉行。此次會議聚集了25位全球頂尖級的考古學家，就埃及近年的主要考古發現、印度河文明、歐亞非大陸青銅時代、洹北商城與殷都、夏商周三代文化等方面進行專題報告與研討。會議期間，王巍接受了猛犸新聞·東方今報記者的采訪。

　　希望改變中原相對沉寂的現狀

　　從2017年4月正式受聘河南大學，到此次牽頭成立河南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王巍已經在河南工作了近8個月。這樣的選擇，和他的研究方向不無關系。

　　“我主要做的是夏商周考古，河南是夏商周的中心，歷史遺跡豐富，是一個文化的寶庫。”王巍說，談及夏王朝、商王朝的問題，沒有哪個區域能像河南這樣濃縮了如此豐厚的歷史文化信息。“可以說，在夏商時期，河南是大半個中國史。如果河南的夏商考古搞不清楚，那么中國的夏商考古就沒法發展。”他說，再加上河南大學對黃河文明已經進行了近二十年的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經過權衡，他選擇來到河南工作。“把河南和中國的古代文化推向世界，是大有可為的。”

　　在王巍看來，要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無論如何也繞不開河南。“我國已經做了十五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但是在距今5000年~4000年的這個時間段中，相比于長江中下游地區、黃河下游地區及遼河流域等區域，中原地區的重大發現較少。這就形成了中原周圍歷史遺跡非常豐富，中原地區相對沉寂的現狀。”他說，從歷史的發展演變規律來看，夏商王朝不是一天形成的，更不會是某一天從天上掉下來的。此外，黃帝和堯舜禹的活動舞臺，也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區。“現在的這種狀況，不符合歷史事實。”他表示，自己來到河南工作，是希望能夠加強河南文明起源研究，聯合其他大學、嵩山文明研究會和省、市考古機構等單位一起，努力改變這個相對沉寂的現狀。

　　愿景：想要把中國古代文明推向世界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研究古代文明的意義也在于此。”他說，我們中華文明延續至今，現在依然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乃至思維方式。“要解決這些問題，僅僅靠一些標簽化的東西是無法解決的。”

　　在他看來，中華民族的輝煌文明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為何核心區域在中原地區，這不僅是河南和中國人民關心的話題，也是世界范圍的人們都關注的。“我們的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什么中華文明能歷經坎坷而綿延不絕，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需要用國際視野來看我們的文明。”他說，這也是成立河南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初衷。

　　中心成立后第一次學術會議，就匯聚了全球頂尖級的考古學家，研討舊大陸青銅時代的文明。為何會選擇這個議題？“所謂舊大陸青銅時代比較考古研究，就是歐亞大陸青銅時代文明研究。”王巍介紹，這個時間段大約是公元前2000年~1000年，在中國正是夏商時期，在這個時期，河南是王朝的中心。相對應的，往西，比如有赫梯文明、亞述文明等，再往西看，又有希臘的米諾斯文明和邁錫尼文明等，再看到埃及，是埃及的中王國、新王國時期。“可以說，從東方到西方，這個時期都經歷了非常輝煌的青銅時代。”他說，在那個時期肯定也有交流，比如，我們的冶金術就是從西亞傳來的，我們的絲綢在那個時期就向西方傳播，玻璃又經過絲綢之路從西亞傳入我國。“總之，這是一個交流非常頻繁的時期，也是各個區域青銅文明非常輝煌的時期。”

　　“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我有一個愿景就是把中國古代文明推向世界。”他說，通過比較研究，更好地認識自己和認識世界，通過比較研究，促進世界文明的深入研究。“我們會和世界不同區域的古代文明研究專家一起，進行橫向對比研究，甚至可以聯合開展一些世界范圍的重大課題研究。”

　　認為盜墓和考古沒有區別的觀點，“大錯特錯”

　　作為考古學家，對于考古知識的普及，也是王巍很關心的話題。

　　近年來，在文學影視領域，出現了一股“盜墓熱”，從小說《盜墓筆記》《鬼吹燈》到它們改編成的影視劇，均有相當龐大的受眾群體。一方面，“盜墓文化熱”在一定程度上讓普通公眾關注到了考古這個領域，另一方面，受這些作品的影響，有一些人把“考古”和“盜墓”畫上了等號。

　　“這種現象的出現，讓我們這些專業人士感覺很復雜。”在王巍看來，目前，社會上相當一批公眾對于考古感興趣的原因，除了真正出于對歷史感興趣而關注考古的人群外，還有一部分受盜墓類小說、影視劇和鑒寶類的節目的影響。“沒有專業背景做支撐的各類虛構的盜墓類小說和影視劇會對公眾產生誤導，混淆了考古和盜墓的本質區別。鑒寶類節目引發了藏寶熱，但片面突出了文物和古董的經濟價值，甚至有虛高的成分。”

　　王巍強調，盜墓和考古沒有區別的觀點，是“大錯特錯”的。“文物最大的價值是它所在的那個位置，和周圍環境的關聯。古代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都是靠墓葬中的物品放在一起整體表現出來的。”他說，考古發掘是一門科學研究，通過非常嚴謹的方式獲取各樣的信息，來復原我們的歷史和古代生活，而盜墓賊就是拿出來他們需要的古董，這就會毀掉其他大量的信息，里面蘊藏的我們祖先的習俗、理念和社會制度等信息也就隨之破壞了。

　　“很多盜墓分子為了掩飾犯罪痕跡，將墓葬炸掉或者燒掉，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這就如同幾個強盜從故宮拿走了他們認為最值錢的東西后，再一把火燒了故宮，損失難以估量。”他說，盜墓行為不僅是考古“公敵”，更是民族文化的“罪人”。“說句實在話，說盜墓是千刀萬剮的勾當都不過分。”

　　普及考古知識 博物館是重要陣地

　　“通過考古講好文物和遺跡故事，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王巍說，中國的考古是我們祖先留下的遺跡，只有我們的古代文明文化是延續下來的，和現在的生活緊密相連。“考古知識的宣傳和普及，可以正確引導民眾去關注這些古跡和文物所反映的古代文明，去了解我們祖先的發明創造和衣食住行與現在生活的關聯，也是讓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

　　不僅如此，在王巍看來：“考古雖然是研究人類社會的過去，但研究過去是為了更好地幫助我們處理當下遇到的各類矛盾和問題，更好地指導我們的將來，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有用的借鑒和教益。”比如人與環境的關系，文化的多樣性、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包容學習借鑒，以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都是可以從古代社會和人們的生活中得到啟示。“在一定意義上，考古也是和當代社會密切聯系的學問。”

　　“毋庸置疑，普及考古知識，博物館是重要陣地。需要用老百姓聽得懂、聽得有興趣的方式，進行考古知識的宣傳和普及。”他說，目前，大部分博物館還停留在文物前面放個牌牌，注明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出土等，“這是標本式的展示，是給學者看的，不是給老百姓看的。”他認為，評價一個博物館的好壞，不是看這個博物館里面有多么精美的文物，而是要看展示的文物是不是讓普通人“能看懂、有興趣、得教益”，“只有站在老百姓和參觀者的角度去解讀，才能讓文物活起來，訴說歷史，引人入勝”。

　　近日熱播的央視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通過對一件件文物的梳理與總結，演繹文物背后的故事與歷史，讓更多的觀眾走進博物館。在說到這個節目時，王巍認為，這樣的節目是必要的，也可以稱道的，可以引發公眾對考古的興趣，還能把他們引導到博物館這樣了解考古的正確渠道里。“但在博物館日常實際操作中，無需花費很高的成本來展現‘高大上’。”王巍說，事實上，每一件東西都是人創造的，每一件文物都有故事。一只鍋是怎么用的，桌椅板凳是如何發展演變的……這些只需要在解說和圖片上用心，就可以解決。“不用那么高大上，仍然可以饒有興趣。”

　　專業人員也要學會通俗表達 考古專業學生可以寫考古小說、通俗讀物

　　“文物、歷史要用講故事的方法講出來。”王巍說，這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只有深入了才能淺出，通俗是一種境界。“文物工作者應該有這樣的意識，深入淺出地傳遞知識。”他說，讓普通人從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開始，發自內心地去感受我們文明的輝煌和豐富，這樣才能真正地實現文化自信。

　　一方面，缺少專業背景知識的盜墓類作品對公眾產生誤導，另一方面，向公眾普及考古知識的通俗讀物又很少。“考古小說、通俗讀物，是老百姓很興趣，但恰恰是目前很缺少的作品。”他說，考古專業和文博專業的同學，不一定都要去做考古發掘和考古研究，如果有比較好的文筆，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專業知識，在了解歷史背景的基礎上，利用充分的想象，構筑故事情節，寫出高質量的歷史小說、考古小說，來普及歷史文化知識。

　　此外，在他看來，考古遺址公園讓老百姓可以體驗、模擬發掘現場，復原出土文物，也是發揮考古訴說歷史、傳承文明作用的有效途徑。“這是一種讓民眾、政府和學界都很有積極性的做法。”他說，比如，鄭州商城遺址就是一個很好的國家遺址公園項目，這些年做了很多復原工作，他預計，未來五年左右的時間，鄭州商城遺址會大變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