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童工”視頻里光著臂膀在小作坊干活的輟學少年

　　在關嶺縣，臺球廳成了輟學孩子消磨時光的最好去處 攝影/本報記者 楊寶璐

　　從貴州安順市到江蘇省常熟市，距離約有1900公里。小韋乘坐大巴花了兩天多時間，幾乎橫跨了中國。

　　這是他15歲的生涯中走得最久最遠的一段路。今年2月，輟學近兩年的小韋來到常熟的一家作坊打工。直到11月，作坊因涉嫌雇用童工而被查封，他一共在這里工作生活了9個多月。

　　來到常熟這么久，對于這個城市而言，他卻是個陌生人。除了廠房和宿舍以外，他一次也沒有去過其他地方，他不認識路，而且也沒時間出去玩。

　　像小韋一樣的孩子還有很多，在長長的生產線上，他們的存在是公開的秘密——作坊老板、中介，甚至家長與他們自己都心照不宣。根據(jù)常熟市相關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自2012年以來，常熟人社部門共查處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

　　出來的時候，他們都對外面的世界抱有美好的幻想，但單調而繁重的工作卻將他拴在了工廠的縫紉機前。

　　上班、睡覺、玩游戲，成了他們周而復始的日常，像車輪一樣，碾過他們的青春。

　　外面的世界不精彩

　　qq空間是為數(shù)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內容一成不變：10月10日凌晨1時19分：終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時：下班咯

　　直到工廠被政府稽查人員敲開之后，這城市的樣子，才一點一點地展現(xiàn)在小韋眼前。

　　幾天前，梨視頻公布了一段視頻，不少未成年人在常熟的小作坊里當童工。當?shù)卣块T立即展開行動查封作坊，根據(jù)北京青年報記者掌握的名單，在找到的10名童工中，有7名來自于云南和貴州，小韋就是其中之一。

　　從11月22日起，4名孩子被安置在一家酒店里，有政府工作人員全天候陪同，負責他們的飲食起居。在等候父母來接他們的這段時間里，他們就呆在房間里看電視、玩手機游戲。晚上，工作人員則和他們住在一起，偶爾帶他們出去遛遛彎。

　　這是小韋來常熟以來，第一次這么悠閑自在。在作坊里，他們和自己操作的縫紉機一樣，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在不停地運轉。早晨8點上班，晚上11點下班，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因為是計件工資，小韋每天約要完成800件。在產量面前，老板訂下了嚴格的時間要求。“只有吃飯時可以休息，一般十幾、二十分鐘，不超過半小時。”累了就戴著耳機聽聽歌，手不停，作為流水線上的一顆鉚釘，他停下來，意味著下一環(huán)節(jié)就會遲滯。

　　qq空間是他們?yōu)閿?shù)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空間裝飾得很炫，內容卻一成不變：10月10日凌晨1時19分：終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時：下班咯；另外一個孩子小楊則在11月15日怨念道“今天其他廠都放假，就我們廠不放”。

　　同廠的小劉告訴記者，有時候加班晚了，第二天起不來，老板會去宿舍喊他們，“很多時候上班都是打著迷糊。”每個月，他們只能在1日休息一天，節(jié)假日也只有端午可以休息。

　　沉默，是疲憊生活的常態(tài)，本該愛玩愛扎堆兒的孩子們只能自己找樂子。玩手機成了不可替代的娛樂，即便工作到很晚，睡前也得打一會兒游戲，“有時候甚至通宵玩游戲。”小韋告訴記者。正因如此，老板擔心他第二天沒精神，影響生產，會在12點收走手機。

　　幾乎每個人都有撐不下去的時候，大約在7月時，小韋差點辭職回家。長期的加班讓他覺得有點吃不消——2月份作坊老板馮某去他家，跟他父母商量要招工的時候，他沒想到這工作這么累。父母也沒多想，只是囑咐馮某要照顧好小韋，就由他跟著老板遠走異鄉(xiāng)。

　　讓他堅持下來的動力，是沒有結算的工資。“走了沒法結賬，扣下的工資就不給了。”小韋介紹說，他們4個“童工”每個月的工資是2500元，老板每月先會支付1000元作為生活費，剩下的等到年底結算，如果提前走，被老板扣下的那一部分就算白干了。

　　擋不住的輟學腳步

　　在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打工回來的輟學生，往往在班上繞一圈，一些動搖的學生就跟著走了

　　1900公里以外，在不少小韋的同齡人眼里，這樣的生活，卻是值得艷羨的。

　　不讀書，就打工。這在小韋的家鄉(xiāng)貴州，幾乎成了一種共識。小韋告訴記者，他還有5個同學也在江蘇打工，工作內容和他差不多。越往鄉(xiāng)鎮(zhèn)走，輟學的情況就越嚴重。

　　據(jù)新華網報道，2015年，貴州省的初中輟學率為1.17%，但真實的情況還要嚴峻。在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的一所中學教數(shù)學的鄭超（化名）告訴北青報記者，初中剛開學，一個班齊齊整整60多個學生，初一沒結束就走了四五個，初二再走幾個，初三班上就能空出十來個了。到初中畢業(yè)時，往往一個班的學生數(shù)只有五十個出頭。

　　和小韋情況類似，這些孩子離開學校，能找到工作的就去打工，找不到工作的就在街頭晃蕩。

　　這些出去打工的孩子，雖然賺錢不多，但每次回來，都能引進一股二手的“潮流”。

　　“一年能攢下5000元就不錯了，過年一回來，先買個二手摩托車。”鄭超說。出去的孩子不一定會變成熟，但一定變得“社會氣”。前幾年，他們穿著帶破洞的牛仔褲，燙個殺馬特的發(fā)型，往摩托車上架倆低音炮，轟地在縣城的馬路上飆出去，馬達顫抖著怒吼，混合著低音炮功放的音樂，引來昔日同學紛紛注目。

　　這也是老師們最為緊張的時候。往年，鄭超從來不允許外出打工的學生打扮成這樣出現(xiàn)在教室門口。“有些孩子一看以前的同學打扮成這樣，覺得很拉風，自己也會跟著學。”

　　往往一個回來，在班上繞一圈，一些動搖的學生就跟著走了。

　　“學不進去。”小韋告訴記者。小學時，他還是個乖孩子，學習成績也不錯，但上了初中之后開始沉迷于網絡游戲，成績就落了下來。終于，在初一快結束的時候，小韋提出了退學，父母沒勸，“他們知道勸我也沒有用”；學校老師也沒有挽留，“現(xiàn)在的老師哪有勸的，都是隨自己”。

　　這樣的想法，讓老師們覺得冤枉。

　　學生流失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悄不作聲兩三天不上學，老師打聽到家門上，才知道學生已經出去打工了，還有一次，鄭超發(fā)現(xiàn)自己代課的一個班有兩個學生沒有來，問班主任孩子干什么去了，班主任跟他說，“你問這做啥，人家回去結婚去了。”

　　在縣里另一所中學教八年級語文的李娜（化名）也告訴記者，前段時間，她所帶的班級上就有同班的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雙雙輟學結婚。“他們是娃娃親，現(xiàn)在好像已經懷孕了。”李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