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晚，天津大悅城南開店4樓中庭，兩個孩子墜樓當場身亡。兩個孩子，大的四五歲，小的兩三歲，事發時兩名幼童被父親同時抱著在商場四樓欄桿處看夜景。結果，一個孩子跌落，父親條件反射去抓，非但沒有抓住，懷里的另一個也墜落了。律師王優銀認為，家長是否有刑事責任要根據具體的情況來分析，目前來看，第二個孩子的死亡中家長要負擔刑事責任的可能比較大。

　　不應過度指責這位家長

　　馬進彪

　　對于這位家長來說，這是一個無法終止的噩夢。由于自己的失誤，失去了兩個孩子，這只是噩夢的開始，而在今后的生活中，這位家長則無法擺脫最后場景在心中的重復出現，這是人的心理反饋，也是人的意識停頓，不管是誰經歷了這樣不存在原諒借口的事，精神上都會難以自拔，可能成為終生之恨。

　　但是，在現實社會中，每個人都是壓力傳導體，不管是誰，不幸遇到了什么樣的事，周邊的人和社會環境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疏解壓力的導體。而作為身心正處在極度高壓之下的這位家長來說，盡管他存在著極大的失責，但他也是一個人，現實已經對他給予了足夠的精神懲罰，而且這種精神懲罰會伴隨他終生。

　　然而，文明社會的進步目標，對于親情之間來說，并不是非要懲罰已經有了負罪感的人。這位家長，雖然活著，但在他心理層面的感受一定是生不如死。懲罰一詞，其來源于大自然的翻譯，意為自然力給予的天來之罰。但對于這位家長來說，生不如死的負罪感，已經是一種不罰自痛的最高懲罰。

　　而出于文明社會的本真目標，那就是要讓有負罪感的人，盡可能早日得到人性的基本關懷，這是人類社會進化出的一種對負罪感的洗滌方式，它的意義在于人性的召喚與心靈的回歸。人去不能復生，兩個孩子已經到了天堂，而這位家長還在人間，因而他也是文明社會進步要包容的一分子。

　　因此，對于這位家長來說，社會環境不必給予他責怪，試想，父親之心的責任高度，難道還不如責怪之心嗎？在文明社會中，每個人都是壓力傳導體，但也正是因為文明二字，才使得壓力傳導成了一種人性化的傳導。在這件事中，律師王優銀認為，家長是否有刑事責任要根據具體的情況來分析，目前來看，第二個孩子的死亡中家長要負擔刑事責任的可能比較大。

　　這可能是一種來自于法律的現實，但任何法律的本意都不支持“一罪二罰”。這位家長已經受到了來自心靈深處的懲罰，因為他本身不是主觀故意，如果再讓他負擔一次刑事責任，顯然法律就扮演了多余者的角色，因為法律懲罰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身心合一的境界，即被懲者在得到刑罰的同時，心靈也感到無限的痛苦。

　　而就這位家長的精神現狀來講，極度的負罪感，就是一種發自心靈的痛苦，在這種發自于根的痛苦上，也就沒有必要再給予什么刑事責任。而社會聲音的傳導，應當向著有利于給予這位家長心靈回歸的方向發展。同時，對這件事的社會反饋來說，更應當將重點廣普地放在如何防患于未然上才對，而不能只是簡單地停滯于對這位家長的責怪。

　　對監護失職的家長更該譴責

　　止凡

　　發生在天津的這一幕人間慘劇，本是不該發生的意外。按照我們通常的思維，人們首先要去追問商場的責任。可是，人家的護欄高度是達標的，孩子也不可能爬上去。這一條“問責”的路子被切斷后，人們想到的是帶孩子的人。如果當時帶孩子的是家中保姆或者是其他人，那肯定是對方的全責，應該為過失殺人承擔刑事責任。可是，當時抱著孩子的不是別人，而是孩子的父親。

　　這就比較難辦了。因為，我們都會不自覺地把自己代入到這個父親的角色。這起慘劇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可怕的意外事故，而對孩子的父母來說，可能是終生無法走出的陰影。這一生，活著的那位父親也許不再有靈魂。既然他是此刻最痛苦的人（死去的孩子已經無法感知痛苦），他也承受了喪子的代價，那么，我們對他就應該只有同情，而不能有絲毫譴責，要不然就是太過殘忍。

　　讓家長為孩子的死亡承擔過失殺人刑責，這在我們的“道德”里，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事實上，我們從來還沒有過這樣的先例。家長只要不是故意殺害或者故意虐待孩子，那不僅是可以免責的，而且是可以被社會同情的。我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意識，是因為我們沒把孩子看做獨立的個體，而僅僅是作為家長的附屬物品，一個人因為過失致使自身“物品”不幸消逝，當然沒有追責一說。

　　回顧過往的不幸事件，絕大多數的兒童意外事故，都是因為監護人的不當監護或者失職失責造成。在社會上的好心人事后表達悲憫之情時，真正該問的問題其實是：他們的父母在哪里？他們為什么沒能管好自己的孩子？父母二字，意味著責任，負責生，更要負責養，負責管。但是，從沒人考核過某男某女為人父母的能力，也沒人可以剝奪他們的監護資格，哪怕他們親手將孩子置于危險之中，他們的責任也僅僅是，在事后追問政府的責任，社會的責任，以及他人的冷漠。

　　讓小孩隔著護欄玻璃在四樓往下看，已經是必須制止的危險行為，這個父親居然把孩子抱到欄桿上面趴著看，而且一次抱兩個。這不是太自信，而是太無知，太沒有安全意識。雖然他是兩個孩子之外，整個事件最大的受害者，但是他同時也是這起慘劇的直接釀造者。他應否為此承擔刑責？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換個人就可以了，假設他不是父親，他還能免責嗎？答案肯定是不能。既然如此，孩子是獨立的生命，做父親的過失致死，憑什么就可以免責？

　　同情是一種可貴的情感，基于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但是，濫施同情有時候也會壞事，因為它混淆了是非，把應該交給法律的問題，繞道交給了道德。因而，本應產生的警示效果無法產生，悲劇只是被解讀為令人同情的悲劇，而不是失職父母的責任事故。這是不對的。一個父親對孩子做了不可理喻的錯事，圍觀者首先應該做的，是站在孩子的立場，對做錯事的父親予以譴責，而不是站在父親的立場，為其不幸的后果，掬一把同情之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