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銀行也需要監管，從我的角度而言，對金融系統的監管，目標應該是使所有的金融機構對經濟增長有所貢獻。”漢森表示，“我建議政府要對影子銀行作出很好的把脈和引導，而不是一味地打壓”
不過，放開金融市場，國外資本大舉入侵，中國是否又將迎來一輪房地產泡沫？對此，漢森也坦言，中國的房地產情況非常復雜，他也很難讀懂其中的奧秘。但是他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必須將未來可預見的因素考慮在內，并提前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不確定性
歐仁·法馬、拉爾斯·彼得·漢森和羅伯特·席勒，這三個響當當的名字正是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而就在一個月內，《國際金融報》記者先后與其中兩位經濟學大師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
繼羅伯特·席勒之后（詳見6月2日本報《經濟學需要更多“人性”》），上海這座亞洲金融中心城市迎來了同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宏觀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資深教授拉爾斯·彼得·漢森。坐在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的報告廳內，《國際金融報》記者感受到這位“學霸”教授強大的“課堂魅力”。
“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需要做決策，比如人力資源、股市投資等等決策都面對很多不確定性，而我主要研究的就是不確定性，看看它們與宏觀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是什么。”漢森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其實我是一個專門建立模型的人，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不確定性的模型來反映現在的經濟投資環境。”
兩大“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的研究聽上去總有些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追根溯源，漢森提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概率學家——杰克·本努里。他對于不確定性研究最大的貢獻便是“游戲的概率”，這也就是人們非常熟悉的“丟色子概率”，人們可以通過計算知道某一面的概率是多少，本努里便把這種概率的計算應用到社會科學，通過反復地觀察和數據的收集，來洞悉社會發展的趨勢。
然而，對于不確定性的研究發展至今，早已不再是簡簡單單的“色子游戲”。
“社會科學和我們的游戲博弈完全不同，因為整個社會中它的不確定性來源要比游戲多得多。”漢森打開一張圖片，非常形象地給記者展示市場所充斥的不確定性，“當經濟學家在建立模型的時候，肯定是要包含人，因為人是在市場當中進行互動的因素，而他也是產生不確定性的來源之一。”
作為一個模型的建立者，漢森表示自己現在必須同時考慮兩方面，“一方面我手頭有很多的數據，但另一方面對模型不是很了解，我需要更多的數據了解模型。”
在創建模型時，漢森需要把不確定性因素歸屬進去，于是他把不確定性歸為兩大類，分別是在模型之外和模型之內的不確定性。
什么是模型以外的不確定性？漢森指出，這是計量學的一部分。“比如很多動態經濟學的模型，模型建立者的工作就是去分析模型之外未知的參數，去研究這些參數的測試過程中，哪些模型是最佳的，同時有預測型的模型，和歷史數據進行分析，得出有效的模型。”
漢森坦言，在他的職業生涯之初，對此感到非常頭疼，因為需要了解和評估的參數實在太多了。于是，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做模型之外的不確定性分析。
而模型之內的不確定性則相對更容易理解。“一旦在市場中建立了一個模型，我們的研究人員就要去了解模型內的這些主體，包括消費者、企業、政策制定者，看看他們是如何與不確定性進行互動的，如何應對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漢森認為，當了解了這些主體是如何應對不確定性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觀察出不確定性會對市場產生怎樣的結果，對資源配置產生怎樣的結果，以及對我們做出的決策以及政策的制定形成怎樣的影響。
在人們的印象中，總認為諾貝爾經濟學家們從事的研究工作過于理論，事實上，近幾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越來越偏好“實用性”。漢森的“不確定性”研究自然也可以應用到實際操作中。
股票市場，便是不確定性研究實際運用的最好戰場。
“股市中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包括宏觀經濟的趨勢、政府政策的方向、相應的政策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這些重要的參數都是我們在建立模型時需要考慮的。”漢森指出，在對股市不確定性的研究中，他們首先會區別風險和模糊性，還需要在各種宏觀經濟模型中進行概率計算，選擇正確使用的模型。而模型也會隨著時期的不同、市場情況的不同而改變。
“比如市場風險很大的時候，我們就需要考慮模糊性，這時候的投資者總要進行一些對未來形勢的猜測，因此金融市場間的各種模型就需要考慮這些不確定性的定價波動。”漢森語重心長地表示，“反之，當經濟形勢好的時候，我們也需要考慮不同模型在不同時段的相合性，隨著不同的形勢，模型需要進行不同的設置和選擇。”
此外，關于模型的誤設是最具有挑戰性的，漢森坦言，“我們的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模型，有可能是錯誤的。”有的時候，模型從它的定義上來說，就是關于現實的一個抽象型的簡單化總結，也就是對于整個模型的應用或者設置不要有太過于簡單化的前提和假設。
“因為不管我們多好地了解市場，市場總有一些主觀的做法會超越我們模型的考量。”漢森表示，使用不完美的模型要進行一定的分析，清楚地知道模型的局限性在哪里，以及哪些局限和條件會對結果產生最大的影響。
原標題：“華人女婿”讀不懂中國房地產
批判“巴Ⅲ”
系統風險這個概念對許多人而言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說它陌生，是因為我們所看到的“系統性風險”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它難以獲悉更難以把控；說它熟悉，是因為無論在哪里，大部分金融市場一旦發生什么問題，都會將責任推給“系統性風險”。
作為專業的經濟學家，漢森是怎樣理解“系統性風險”的呢？面對這個問題，漢森再度拿出了他的“不確定性”理論。
“其實我們看到的所謂的系統性風險，并不是‘風險’，而是系統的不確定性。”漢森的這個定義引來了全場的竊竊私語。
面對場下觀眾異樣的目光，漢森報之一笑，點出了第一個“批判對象”——英格蘭銀行。
“英格蘭銀行在對海外銀行的監管過程中，作為金融指導的原則本身就應該受到質疑，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做決策的時候沒有足夠的知識，甚至是錯誤的知識，就會導致整個模型系統本身具有很多不確定性。”漢森指出，“我們在執行過程中發現模型有缺陷，很多情況下是因為我們存在錯誤的信息，在面對許多模型的選擇中選擇了一個不完全正確的模型。”
漢森告訴記者，在金融危機期間，他參加了許多會議，很多政府、決策部門以及儲蓄銀行的官員們都在會議中認為，金融監管是一個越來越復雜的問題。
“這點我確實同意，但他們卻有這樣一種慣有思維，認為復雜的問題一定要用復雜的方法去解決，但事實并非這樣的。”漢森認為，“復雜的解決方案大多數是我們假裝了解了很多，假裝對結果的預測都是正確的。”
于是這次，這位經濟學家又將“批判矛頭”指向了巴塞爾協議Ⅲ。
“這個協議的目標是對金融進行合理的監管，本身這個協議就已經非常復雜了，而很多國家的金融監管條例又對巴塞爾協議Ⅲ進行了更加復雜的衍生。”漢森認為，監管部門在設計規則的時候，如果設計很復雜就會令人很難理解，它可能會成為新的不確定性的來源，而這些不確定性在人們知識有限的環境之下可能造成傷害。
對此，漢森特別警告了美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們。此前，市場傳出這樣一個訊息，美聯儲可能在未來退出零利率政策。對此，漢森認為，“如果現在宣布這種未來可能實施的政策，就會直接影響當前的宏觀經濟，如今我們的市場已經越來越不清晰，監管規則本身也越來越模糊，因此監管部門的斟酌能力也會越來越大，一不留神就會做出有偏見的決策。”
似乎是漢森的講話傳遞到了美聯儲官員的耳朵中去，6月21日，美聯儲利率決議后發表聲明，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持近零利率水平。
“復雜的問題最好是用簡單的解決方案來解決。”對于這看似違反人類慣性思維的觀點，漢森有著自己的理論，“這其實是考慮到人們對問題理解的局限性。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候，有的時候就應該竭盡全力讓它變得更加簡單，減少整個政策所影響的領域，或者是減少一些模糊政策的執行。”
對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漢森還給出了這樣一條“金玉良言”——“一般來講，糟糕的政策始終是糟糕的政策，這是沒有辦法進行提高的，所以我們應該更多地去制定一些好的政策，同時也要更多去理解在做決策的時候，每個個人對決策的影響，以及決策受到哪些不確定性的影響。”
頑童與口吃
漢森之所以拿到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最大的貢獻便是發現了在經濟和金融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廣義矩方法（GMM）。而在此前，誰都不知道，這位看上去頗有學者風范，在講壇上侃侃而談的紳士，曾經不僅是個“搗蛋鬼”，還患有口吃。
1952年10月26日，漢森出生于美國伊利諾伊州，父親是猶他州立大學的學術副校長和生物化學教授。漢森的父母非常注重教育，除了生化學博士的父親，家里的三個兒子也全部擁有博士學位。漢森是家中最小的兒子，比他大7歲的大哥羅杰·漢森是土木工程博士，大他5歲的二哥特德·漢森是生物學博士。除此以外，兄弟三人的妻子中有兩位也是博士。而這樣的組合，一度被大哥羅杰戲稱為“被過度教育的家庭”。
不過，大學之前的漢森卻并不是個優秀的學生。從小學開始，漢森便患有語言障礙，俗稱口吃，在公共場合表現得尤其嚴重。“我仍然記得小學競選班長失利，就是因為說話問題，之后很多年，我都避免公開演講。”但對一位學者來說，演講是無法避免的，漢森只有通過不斷的練習來提高演講能力，最終克服了語言障礙。
16歲上高中，漢森的成績很不穩定，“當時我的一位指導老師說我是一個C+學生，如果我非常努力地學習，可以得到B+。”漢森帶回家的報告卡上，“不尊重權威”被打上雙鉤，不過在漢森眼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其獨立思考的能力的印證。
當漢森進入猶他州立大學，他開始勤工儉學，在很多地方兼職過，包括一家動物科學實驗室，一家政治投票公司，并經營父母的農場。在學術上，漢森開始對社會學感興趣，主修政治學和數學。漢森后來對媒體表示，那段時間父母的耐心，以及允許他“大器晚成”對他非常重要。
除了深諳教育之道的父母，當時對漢森“感興趣”的老師中，有三位對他影響深遠：第一位是邁克爾·溫德姆，他讓漢森更好地理解和欣賞數學。第二位是教歐洲史的道格·阿爾德，他建議漢森“不要只是盲從別人的課程，應該發現你的獨特天賦并做不同的事”。漢森決定“做不同的事”，在大二結束時試著將數學、政治學和經濟學領域的興趣結合在一起。此后，第三位教授巴特爾·延森幫助漢森設計了一套速成的經濟學課程，使得他在大三修完本科經濟學必要的課程，并在大四接觸了部分研究生課程。而這一切都有助于漢森在短時間內申請到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學位繼續深造。
在明尼蘇達，漢森不僅被允許在數學系之外增加經濟課程，更幸運的是，漢森遇到了兩位當時還是年輕學者的導師克里斯·西姆斯和湯姆·薩金特。他們被公認為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主要貢獻者，并共同分享了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漢森的研究領域便是在這一時期成形，同時培養了他在經濟動態和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的興趣。
受西姆斯一些課程的影響，漢森開始從事大樣本近似參數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發展成了后來的廣義矩方法。
廣義矩理論是漢森在芝加哥大學工作的第二年提出的。如今，這一方法在宏觀經濟和金融領域都有著廣泛的應用。在經濟學界看來，廣義矩理論是模型估算的集大成者，“搞經濟學研究基本上沒人不用漢森的理論”。
當然，由于漢森是與席勒和法馬共同獲得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對于其他兩位學者的評價便成為拋給漢森理所當然的問題。
對此，漢森略略壞笑道，“我記得席勒曾說過我們兩人是同一種觀點。但其實他們兩人都是我學術上的敵人。但既然作為諾獎的共同獲得者，我們三人的工作之間肯定是有共同點的。”
漢森進一步解釋，“我們都是用循證的方法來彌補不同模型之間的差距。法碼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挑戰了經驗數據方法的一些弱點，在金融市場當中我也受到了他們非常大的影響，我現在也希望能夠彌補宏觀經濟各種模型之間的差距，我們現在也在共同做一些協作，來制造更好的經濟市場模型。”
看好中國經濟
漢森此次中國行正逢上海交大安泰春季EMBA開學典禮，面對濟濟滿堂的中國學生，漢森顯得非常高興。
“雖然我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但我有很多的中國學生，所以我很樂觀未來有中國學生獲得諾貝爾獎，我很高興有機會見證這一天的到來。”
好事者在邊上“八卦”道，原來漢森還是一位正宗的華人女婿，他的妻子蔣人瑞便是一位華人，和漢森走到一起還是非常新潮的“師生戀”。
上世紀80年代，風華正茂的漢森所教的班上有一位名叫蔣人瑞的華人女孩，她的聰明讓漢森格外留心，而蔣人瑞對年輕有為的漢森也傾慕有加，一場師生戀就此在芝加哥大學校園里展開。不久后兩人在美國結婚，他們的兒子小彼得·漢森隨后出生。如今蔣人瑞也成為芝大的一名教授、經濟學家。
值得一提的是，蔣人瑞的父親蔣碩杰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長達十年。作為一名自由派的經濟學家，蔣碩杰在中國臺灣地區推動貿易自由化、匯率改革等一系列自由經濟政策，為中國臺灣地區的經濟改革和之后的經濟騰飛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蔣碩杰還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的華人。
此次來到中國，中國的記者們自然不會抓住這位“華人女婿”，希望探知他對中國經濟的評價。
“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增長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認為中國的經濟還會繼續增長。”在海外眾多唱空言論中，漢森的觀點顯得更為“樂觀”，他認為，中國政府只需在一些領域進行微調，如開放金融市場、引進私有銀行等。
全球化背景下，開放金融市場已成為業界的共識。但在放開市場之前，有一堂課我們不能忽視，那便是影子銀行在金融市場中扮演什么角色？
“影子銀行也需要監管，從我的角度而言，對金融系統的監管，目標應該是使所有的金融機構對經濟增長有所貢獻。”漢森表示，“我建議政府要對影子銀行作出很好的把脈和引導，而不是一味地打壓。”
不過，放開金融市場，國外資本大舉入侵，中國是否又將迎來一輪房地產泡沫？對此，漢森也坦言，中國的房地產情況非常復雜，他也很難讀懂其中的奧秘。但是他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必須將未來可預見的因素考慮在內，并提前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不確定性。
“國家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泡沫的存在，更有甚者采用行政手段加以培育。”漢森同時也表示了擔憂，泡沫的出現是生產力提高的一個標志，但也可能會造成市場的動蕩。“泡沫本身不是問題，關鍵是如何解決，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規范市場。”
在對中國未來經濟趨勢的預測中，漢森再度提到了他的“不確定性”理論。他強調，“我們的國有銀行、民營銀行，未來企業隨之轉變的新想法，以及我們的機制結構，都應該重視不確定性，我們需要考慮所有模型之內和模型之外這兩方面的不確定性究竟有多少。”
(原標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讀不懂中國房地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