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1月10日電 35年改革開放，成就了中國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奇跡。
環顧全球，世界經濟格局正在深度調整，高速增長的中國列車也開始減速。全世界矚目：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中國改革，將如何引領中國經濟涉險灘、闖關隘，續寫發展奇跡。
“發展與轉型”關：亟待突破傳統增長模式束縛
2013年秋冬之交，揮之不去的霧霾再度肆擾中國。
北方城市哈爾濱因重度霧霾一度全市停課、交通癱瘓，首都北京難覓秋高氣爽的好天氣，就連“人間天堂”杭州也深陷霧霾困擾。
對處在轉型關口的中國，霧霾絕非僅是環境的災害，更是對中國高能耗增長模式的嚴重警示。
十多年來，我國屢屢加大淘汰落后產能的力度，但卻陷入“產能越去越多”的怪圈。
“在鋼鐵產能嚴重過剩情況下，一些地方仍在上馬大型鋼鐵項目，有的甚至以綠色釩鈦等名稱包裝。”針對調研發現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明雯說，當前仍有一些地方變相支持產能過剩行業擴張。
化解產能過剩之難，折射出中國經濟轉型之艱。
“表面看是產能過剩，實際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競爭上項目，造成重復建設‘遍地開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趙振華說。
今年6月，發酵于銀行間的“錢荒”現象，將隱藏在中國經濟背后的地方債務激增、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等風險問題放大，暴露出更多中國經濟轉型必須直面的痛處。
“這些問題，與地方追求GDP的政績觀有關，暴露出傳統增長模式的弊端，經濟增長缺乏內生動力。”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斌說。
近幾年，地方政府公司化趨勢明顯，不少地方打著推進城鎮化旗號搞造城運動，政府經營城市，土地拍賣“地王”頻出，房價越調越高……
“中國提出轉變增長方式已近20年，為什么成效不夠顯著？根源就在于體制性障礙。”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唯有推進市場化改革，方能為經濟轉型升級鋪平道路。
盡管中央提出“不以GDP論英雄”，但不少地方領導口頭上講轉變發展理念，實際上走的還是投資為主、追求GDP高增長的老路，喜快憂慢。
轉不動的背后，還有現行土地、金融、財稅、價格等機制不完善帶來的諸多制約，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財源、服務業等新興產業難以成為經濟主導力量，導致產業結構調整滯后。
發展與轉型，宛如拉動中國經濟騰飛的“雙翼”，只有找到二者間的“黃金平衡點”，在發展中壯大經濟穩住就業，在轉型中提升經濟質量和效益，才能確保增速“換擋”期的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出臺一系列舉措宣示深化改革、加快經濟轉型的決心：全面審計地方政府債務、出臺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改革“路線圖”、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鼓勵科技創新……
“對中國來說，結構性的改革措施更像一劑苦口良藥，暫時會帶來一些痛苦，但有助于保持經濟健康，避免今后可能的更大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任駐華首席代表阿爾弗雷德·席普克說。
目前，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啟動，成為中國打破體制機制壁壘的新突破。各界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會能釋放更多財稅、金融、土地、價格等體制機制改革動力，為中國經濟升級轉型保駕護航。
“政府與市場”關：劃清相互的邊界
青島市高新區今年推出一項重要改革：原先管委會大包大攬的六大政府職能，如今“掐掉中間，只留兩端”，將科技園區建設、融資、評估、運營四大環節交給市場，政府更多注重做好規劃和服務。
“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青島市高新區工委書記陳飛告訴記者，今年他們嘗試引入美國硅谷、清華科技園等產業平臺，更多讓市場發力。
如何理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這是處在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必須跨過的難關。
當前，我國行政審批事項依然過多，少數地方、部門設置審批、許可的隨意性大，程序不規范，束縛了企業、公民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容易出現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
不僅如此，如果政府對市場經濟的主體不能一視同仁，也會束縛社會資本的活力。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支撐國民經濟的兩大支柱，但占中國企業總數九成以上、總量突破千萬家的民營企業發展仍面臨諸多障礙。
“打破行業壟斷，未來必須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放開市場準入，打開長期存在的‘玻璃門’‘天花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張立群說。
“一些政府部門過度干預經濟的背后，存在部門利益的驅動。”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少數政府部門的這一傾向已成為與民爭利的根源。
理清政府與市場的界限，從根本上轉變“萬能政府”形象，建設服務型政府，并非易事。“推動政府自身改革，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汪玉凱直言。
隨著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開啟大幕，推進國務院機構改革、取消下放數百項行政審批事項、實行公司注冊資本“零門檻”、叫停公款考察性出訪、大力度反腐倡廉……今年諸多改革釋放出調整利益動真格的攻堅信號。
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曬“三公”經費細賬、推官員財產公示、減并政府機構、打擊貪污腐敗……面對一個個“硬骨頭”，改革期待進一步突破。
“公平與正義”關：努力實現共享共富
近一段時間，養老金改革成為社會爭論的焦點。除了養老金缺口巨大引發社會擔憂，更多爭論是針對雙軌制帶來的社會不公。各界期待新一輪改革能推進這一問題的解決。
“公共產品短缺正成為當前社會的突出矛盾。”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人們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問題更加關注，對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歷經35年改革開放，中國解決了物質短缺，提高了百姓物質生活水平，但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短缺成為社會發展的新矛盾。城鄉二元關系更導致一系列起點不公平問題。
當今，中國約2.6億農民工已成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戶籍、就業、社保、子女就學等一道道“門檻”，卻令他們不能與城里人享有同等教育、醫療、社保以及就業機會。
財富分配不公引發的貧富差距問題，也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
過去十年，反映貧富差距的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一直都在0.4的警戒線以上。多地爆出的“房姐”“房叔”事件，社會上關于征收房產稅、遺產稅的激烈爭論，都凸顯出全社會對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關注。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說，要破解這一難題，只有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堵住導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系列制度漏洞。
“中國社會過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樣性轉化，特別是個人主體意識的崛起，在推進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加大社會治理難度。”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實現公平正義，是發展的活力源泉與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也是中國在社會轉型期必須跨過的關口。
今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保障起點公平的改革舉措，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推進公平市場準入；營造公平的就業環境……傳遞出促進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改革方向。
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幾天，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一份旨在推進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改革意見，引發廣泛關注。
“冤假錯案是司法公信的大敵。”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騰說，下一步將深化司法改革，讓“法律之門”向公眾敞開，實現司法為民，公正司法。
實現公平正義，傳遞著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標——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廣大人民。(記者韓潔、王敏、崔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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