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四中全會，以法治為專題召開了大會，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繼1979年十一屆四中全會就農業發展問題召開大會、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就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召開大會，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之后，又一次召開的全黨性專題大會。
這次大會的召開，當然與一段時期內反腐倡廉的階段性戰役成果有關，這一階段時期的勝利，既彰顯反腐倡廉的成就，也暴露出長期以來黨員干部隊伍中違法犯罪的嚴重性，這與長期以來干部隊伍中輕視法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風氣有關，更與缺少法治教育、淡化法治觀念、漠視法律威嚴，甚至權大于法的心理作祟有關。
全黨集中召開法治專題大會，其實質，不是具體法律法規的制定，那是人民代表大會管轄的范疇；而是強化法治意識的宣言，是吹響了全社會重視法律、依法守法的號角，更直截了當明白地說：這是關于法的宣傳和教化、法治意識提升的途徑之一，就在于宣傳貫徹和全民教化。按照中國傳統文化角度看，這法治的宣教，正是禮的精神的具體體現。
中國的法治，正是“禮”與“法”的和諧，是禮教與法制交融的綜合體現。《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夫禮禁于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其實在太史公之前，《大戴禮記·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禮云禮云，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敬與微渺。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中國文化，基于對人性善惡的判斷，引發出儒家法家兩種理論的分野。
孟子強調人性善，所以側重人心教化，荀子強調人性惡，所以側重禮法兼用。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第一心就是惻隱之心，就是善良心，慈悲心、同情心，就是善的具體體現。
但荀子認為不然，他認為人性是惡的，要改變惡的人性，必需化性為“偽”，“偽”即人為，是期望外力改造，才能使人之為人，所以才有《勸學》篇的宗旨。荀子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王制篇》：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其實，教化懲治，殊途同歸，雷霆雨露，霹靂手段，菩薩心腸。
《后漢書》：“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失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
孔子對人性有基本判斷：“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善惡他知道，但不正面說透，因為他知道，有些論題一旦說過頭就起紛爭；其實禮與法，正是正人心、正人行，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內外兼修、內圣外王。
孔子就是大法官，為魯司寇，攝行相事，《論語》記載：“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詞。”《禮記大學》說：“此為知本，此為知之至也。”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至期謂之賊。”
中國古代的法，強調罰則；而現代中國的法，更側重于保護。是強調在合法的范圍內，公民的自由不受他人的侵犯。我們今天的法治，是兼具禮與法的教化與規范。違法亂紀行為的猖獗，與法治的教化宣傳不夠有關。習書記不久前強調向歷史借鑒經驗教訓，正是導夫法治教育之先路！因為太史公在總結中國千百年歷史時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以史為鑒、資治通鑒，前世不忘、后世之師，歷史的昨天、現實的今天、未來的明天，恰恰形成三點一線，所以可以鑒古知今、彰往察來。
正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不經教化便加以殺戮便叫做虐，而“法治”的宣傳，正是法的全民教化、也正是禮的精神體現。禮法兼治、德主刑輔，其目的就是為了我們的生活和諧有序，我們的人民幸福安康，我們的祖國繁榮富強！一個重視法治，遵守法治的時代，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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