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小學生在慶典上表演太極扇。鮑丹丹 攝
當今世界文化長期由西方強勢的自由主義所主導。這種文化秩序如同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一樣,是否到了破舊立新的關鍵時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國傳統思想和價值在新世界文化秩序的形成中會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過去10多年,在中國的許多大學里,國學院競相建立;在世界各大洲特別是一些全球知名的高等教育機構里,旨在從事漢語教育、推廣中華文化的孔子學院日益增多,已達400多所。顯然,中國政府和學界正在國內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努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我們知道,中華文化重視人、社會、自然以及宇宙相互依存的關系。在中華文化看來,人是由關系構成的,植根和受教于相互交往關系。那么,寓于家庭、人群及人與自然關系之中的中華倫理道德,是否將對當今世界文化秩序構成一種挑戰并使之發生變化?這種“家庭中心”的價值觀在飛速發展變化的今天,是否會促成一種新的世界文化秩序?
“有限游戲”與“無限游戲”
美國哲學家詹姆斯·卡斯對“有限游戲”與“無限游戲”這兩個概念作出了區分,其思想有助于我們思考儒學價值如何能對形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發揮作用。卡斯認為,在這種區分中,“游戲”其實是在廣義上對人類經驗的一個類比。“有限游戲”將參加游戲的人視為單獨個體,并確立一套有限的規則,為的是在有限時間內產生結果:一個贏家,一個輸家。“有限游戲”的開始與結束都是限定的,玩“有限游戲”,就是要贏。西方到處蔓延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及與之伴隨的“自由價值”,導致“有限游戲”成為流行思維模式。在作為個體的人、公司、主權國家的日常交往行為中,“有限游戲”似乎是大多數人類活動的模式,競爭是其本質,體育運動、生意往來、教育、外交事務等都是如此。
“無限游戲”則與此不同。它沒有可辨認的開始與結束。“無限游戲”的著眼點在于強化關系,而不是個體行動者的角逐。它想達到的最終目的,簡單地說就是人們能夠通過持續開展游戲來享受熱情氛圍和愉悅。“無限游戲”一旦有可能中斷,它也能改變游戲規則,使得游戲繼續進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可以成為說明“無限游戲”的范例。對一位母親來說,她肯定希望不斷增強自己與兒子的關系。這樣,在她與兒子一起生活的日子里,無論出現多么復雜的問題,他們都能攜手與共。在這個“無限游戲”的例子中,母親和兒子之間存在血肉相連、唇齒相依的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也就是說,“無限游戲”總是雙贏或雙輸的。
當前,我們面臨國家性甚至全球性的危機和困境。走出危機和困境,需要尋找相應的文化資源。這意味著現今處于強勢地位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意愿和行為必須發生改變:要走出單獨個體追求私利的“有限游戲”的陰影,轉變到“無限游戲”上來。“無限游戲”的進行,靠的是不斷改善家庭、社群、公司、政治組織的內在關系,這對解決我們今天共同面對的問題是必需的。中華文化基于一個共同思想根源:無論儒家、釋家還是道家,作為出發點的價值觀、意識傾向與行為,都基于“以關系為本”(對關系至關重要性)的認識。而這恰恰是“無限游戲”的本質特征。由此看來,儒家價值觀對于人類走出危機與困境、走進風平浪靜的港灣,不失為一種可選擇的文化資源。
不能留戀個人主義意識形態
全球性危機逼迫我們認識相互依存關系的至關重要性,重視并發揮好“無限游戲”的價值和作用。這樣,我們就不能不認真思考和對待個人主義這一理念的弊端,因為它與我們面臨的世界性困境深刻地聯系著。
個人主義的“教義”,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學傳統中。它將人視為絕對個體,在個體與他人毫無關系的前提下來討論心理學、政治學和道德問題。西方啟蒙運動將人定義為理念上自由、自立、“理性”“正當地自私”的個體。這一定義作為現代“道德”觀念,在西方政治哲學中普遍流行。絕對個體僅僅是本體論意義上的虛構,但成為西方極端自由主義經濟制度在道德與政治上的邏輯前提。事實已越來越清楚,極端自由主義經濟制度不僅無助于解決當今世界的痼疾,而恰恰是這個世界“病入膏肓”的主要誘因。
作為絕對個體的人的概念,在現代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中至少導致兩種惡果:第一,它使極端自由主義資本家把不受約束的自由作為政治正義的基本原則與終極來源,拒絕任何妨礙這種“自由”的社會正義概念。在美國、歐洲和亞洲有些國家,這樣的資本家與日俱增。這樣來定義的個體理念也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道德”基礎,這種經濟正加速在現代民族國家內部及其相互之間造成顯而易見的福祉不平等。第二,絕對個體概念的危險性還表現為它在西方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中具有普遍性。這種教義作為思想傳統根深蒂固,以致人們很難找到一個能替代它的概念。事實上,“自由”、自立和“理性”的個體概念,在西方已經是一種批判不得的意識形態。然而,這種個人主義不僅不能使我們很好理解家庭和社群的共同生活,而且與作為經驗事實的這種共同生活形成緊張對立。事實上,這種虛構的個人主義掩蓋了體現真實家庭關系特征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性、相互依存性。
從個人主義意識形態轉向儒家角色倫理觀
儒學在關系結構中確立的人的觀念,可以成為西方個人主義的強有力替代。我們可能需要對儒家的角色倫理和獨具特色的生活之道好好思考一番,認識到儒家倫理關注的是承擔眾多角色、處于關系結構中的人,如孩子與父母、受益人和施益人等。在這種結構中,人與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西方虛構的絕對個體沒有立足之地。
在儒家哲學的闡釋框架中,人與人之間密切聯系的生活是無可爭議的經驗事實。每個人、每件事都存在于自然、社會和文化的大背景下。人們在家庭和社會中承擔不同角色,如作為母親、孩子、老師、鄰居等。一旦將密切聯系的生活視為事實,我們在家庭和社群中承擔的角色就自然而然地起到啟迪與培養德性的作用。儒家角色倫理作為廣義的文化敘事,成功地使我們認識到緊密聯系生活的事實存在。對儒家來說,家庭的意義體現和依賴于每一位家庭成員的良好修為。推而廣之,整個宇宙的意義也體現和依賴于家庭、社群成員以及更豐富角色的良好修為。人的修為是人類文化的源泉,人類文化反過來又為人的修為提供大背景和氛圍。儒家的生活方式當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但其持久力量體現在以人的實際經驗為關切點和出發點。這是一種務實的自然主義,它不依賴形而上學假設或什么超自然思辨,而關注我們能否通過投身日常事務來增進個人修為。從這個角度來看,祖母對孫輩的愛尋常無奇,同時意義重大。
孔子從人最基本和生生不息的普通經驗中得出真知灼見,這些經驗包括孝悌、敬人、交友、知恥、誨人、樂群等。《論語》所記錄的孔子形象并不是一種“模式”,以便每個人都按照這一模式來生活。相反,《論語》展現的是孔子作為一個特殊人物的故事,展現的是他怎樣通過處理與他人關系來修煉人格和實現人生抱負。在閱讀《論語》時,我們面對的是各種關系構成的孔子。孔子終其一生都在以最大努力承擔好諸多角色:他是充滿呵護之心的家庭成員,是嚴格的先生、導師,是一絲不茍、兩袖清風的士大夫,是熱心的鄰居和村社一員,是批評型的政治顧問,是感恩祖先的子孫,是文化遺產的熱忱繼承者。同時,他也是由“冠者”和“童子”組成的“合唱團”的一員,他們一起在沂水畔嬉戲,隨后一路踏歌而歸。孔子展示給我們的是頗具歷史感的榜樣,而非什么超驗的“法則”;是勸勉之詞,而非專橫命令。孔子的真知灼見的持久價值,在于其直觀的、令人心悅誠服的力量,在于能適應后來的時代,包括今天。
應當說,儒學比西方經驗主義更具經驗意義。這是因為,儒學產生的基礎是徹底經驗性的。儒學的智慧不在于提供一套堂皇的普世原則,而在于從特定時代條件出發,歸納概括應對天時人事的實踐經驗。《論語》對孔子的記述,本身就是一個范例。時移世易、人事代謝,儒學卻能穿越歷史煙云,與時俱進、生生不息。在我們這個時代,儒學仍然是世界文化秩序變革的重要資源。
(作者為國際儒學聯合會副主席、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原文為英文,田辰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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