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在全國政協“統籌城鄉社會發展，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提案辦理協商會上，公安部副部長黃明介紹，《居住證管理辦法》已經形成草案，正在征求意見，今年將報國務院審定。
《居住證管理辦法》主要針對目前農民工進城迫切需要解決的兩個問題，一是體現和維護農民工權益的證件。相比過去常用的“暫住證”，居住證的權益含量將大為增加，這次先將“流動人口就業、技能培訓、子女就學”等公共服務納入居住證的權益范圍，其他公共服務則給出范圍，具體操作由地方決定。二是提供一條有助于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通道，借助居住證對流動人口實際狀況的記載功能，為農民工有序落戶城鎮提供階梯。
據報道，國家將在適當時候出臺法規，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更多地著眼于為流動人口服務，而不是管理。
農民工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個新課題。據不完全統計，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占到60%以上。與第一代農民工最大的不同在于，新生代農民工不再單純為了外出掙錢，而是直接瞄準了“過城市生活”的目標。在城市勞動力供應趨于緊張的背景下，解決農民工的證件和落戶問題，不僅是他們自身的需要，也是城市的需要。
農民工這個奇特稱呼的長期存在，本來就反映出中國現代化兩個部分的脫節，工業化的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所以才有成億的人口雖然干的是工人的活，卻仍然背負著農民的身份。造成這種脫節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戶籍背后的城鄉兩種不同的福利體制，兩者的權益差額就是戶籍的價值。農民工之所以“一身二任”，身子進了城，人還算在農村，核心問題就在于填平城鎮戶籍與農村戶籍差價的成本誰來支付：由政府承擔，由企業承擔，由既得利益的城里人承擔，還是由農民自己承擔？多年來，正是由于這個問題得不到破解，農民工進城落戶的愿望難以實現，一些地方即便有了居住證，其權益含量仍然有限。
《居住證管理辦法》的即將出臺，實際上表明了國家的態度，誠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所認為的，“一定要在進程中保護農民利益，農民工進城，不能讓改革成本全由農民自己埋單”。由此觀之，居住證所擁有的權益含量，可以理解為國家和地方政府已經準備好承擔一部分成本，這對農民工來說是一個福音。
一切改革都會觸動原有的利益格局，即使國家層面準備為農民工進城落戶創造更好的制度條件，這一進程仍然不可避免地會觸動城里人原來享受的福利。最近國家教育部在關于異地高考問題上，開了很大的口子，同公安部推進居住證屬于國家意志的同一種表現。
但同公安部有序開放的謹慎態度一樣，教育部官員在不同城市開放異地高考問題上，同樣保留了一定的彈性，其中特別指出，不能影響到特大城市市民的利益。如此考慮和安排，雖然會給期待一步到位的公眾某種“不過癮”的感覺，但從改革體制、調整利益格局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這一點來說，是合理的。只要目前擬定的改革時間表上已確定的事項都能如期完成，農民工就有望實實在在地享受市民待遇，雖則還不是全部。
國家的意志一旦明確，接下來各地政府就需要根據本地情況，因地制宜地作出安排，有條件的地方完全可以比中央的時間表進展得更快些，就像山東先于全國推行異地高考一樣。
其實，許多大城市目前處境微妙，一方面隨著民工荒越演越烈，特別是隨著戶籍人口急劇老化，迫切需要新生代農民工的加入。另一方面，由于戶籍人口構成不合理日趨惡化，整體人口素質自然下降，部分市民對外來人口分割其原來享有的福利份額，會有更加強烈的抵觸心理。這意味著，要確保居住證制度在地方的落實，地方政府不僅需要考慮原有的蛋糕如何分配，還需要考慮蛋糕如何做大。
這個問題的解決既要求政府官員在“公平正義”的層面上，有高度的政治覺悟，緊跟中央的決策和部署，還需要在綜合考量“成本—效益”方面，有理性乃至精明的盤算，從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過程中，找到城市發展可持續的動力、活力和創造力。畢竟這一波農民工已經是中國人口紅利的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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