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公共服務“外包”，不能依賴政府部門的自覺，要避免“外包”與機構精簡不同步，機關依舊人浮于事。
從這個月起，山東全省的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站將全部委托給“第三方”公司運營，省市環保部門共同購買符合質量要求的監測數據，以確保空氣監測數據質量。
空氣質量監測竟可以外包，聽起來很新鮮，但其實，類似做法早已有之，此前，國內一些地方曾嘗試將扶貧、環衛、政府熱線等公共服務項目，外包給企業或社會組織。在國外，此一做法更為普遍，在美國，不僅社會救濟、治安、教育等公共服務可外包給公司和社團，就連被視為國家機器標志的監獄，管理權也可包給私人。按照日本2006年生效的法律，幾乎所有的政府公共服務項目都可通過競爭性招標，外包給專業公司。歐盟的立法把電子政務、會計和審計、健康與社會服務等27類公共服務納入“外包”范疇。
公共服務“外包”何以成潮流？低成本是主因，政府作為一種自然壟斷，其效率必然低于民間機構，同樣的事情，民間機構花更少的錢，完全可以干得比政府更好。例如，深圳市將環衛外包給公司后發現，由公司負責的道路清掃，每平方米單價只有環衛部門自掃單價的五分之一。此次山東空氣質量監測“外包”后，全省空氣站運行費用將比現有模式降低15%。公共服務“外包”的成本優勢，來自于市場化的競爭機制，誰干得更好，出價更低，就購買誰的服務，貨比三家，按質論價。
公共服務“外包”另一好處是監管和服務分離。政府既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又是公共服務的監管考核者，這明顯存在角色沖突。正如山東環保廳長坦言，空氣質量監測、質控和監督考核都由環保部門做，“自己監督自己，形同虛設。”在“外包”模式下，政府退出了公共服務的供應，地位更加中立，可以排除部門利益的干擾，精力全部放在監管上。
在中國，公共服務“外包”存在價值還在于機構改革。長期以來，政府機構改革之所以無法走出精簡——膨脹的循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減人不減事、減機構不減職能，在政府部門掌管的權力過大，負責的事務太多的情況下，政府的機構改革瘦身，注定是個難以完成的任務。所以，以公共服務“外包”，打破“政府萬能”，正是機構改革的突破口。
不過，盡管公共服務“外包”有著諸多好處，但改革的速度卻不盡如人意。改革只限于少數地方，規模不大，覆蓋面也不廣。一些政府部門總是習慣性地求助于行政權力而不是市場機制，認為自己之所以做得不好，是因為權力不夠大。一些部門每當增加新的公共服務任務時，總是從部門利益考慮，要求增機構，擴編制，追加開支。這些陳舊的思維大大束縛了改革的展開。
因此，推動公共服務“外包”，不能依賴政府部門的自覺，我們應該借鑒國外經驗，實行國家主導，明確公共服務“外包”的范圍，出臺改革時間表，與此同時，為杜絕公共服務“外包”中的權力尋租，避免“外包”與機構精簡不同步，機關依舊人浮于事的情況，需要建立有效的權力制約、信息公開、公眾監督機制，確保公共服務“外包”在陽光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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