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銘生的觀點隱含一個危險前提認可：劉雙云的縱火行為并不完全是“可恨之處”，因為它僅僅是不到位的社會機制“逼”出來的。可是，有什么比不可復制生命的價值更大？喪失了對于他人無辜生命的尊重與敬畏，無論什么樣的行為也都喪失了其本身的正當性。“強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這句話或許可以用來描述低層生存者的真實狀態，但無法構成漠視生命的強大邏輯。
事實上，諸如欠薪之類的生活難題對于每個人都是存在的，如果稍有糾葛，就惡向膽邊生，那么社會的整體安全又何以保全。一味地去指責“社會”與“機制”顯然有些極端化了，更應該追問的還是劉雙云的人格缺陷與行事態度：他是否有著偏激的性格，他是否并不具備起碼的維權意識，我們看到，欠薪后他完全沒有求助于有關部門。
我絕不否定轉型期現實中可能存在的不堪與不體面，它們需要被正視，但這并不能就可簡單推導出：劉雙云只應承擔法律責任，而無道德上的罪惡感；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把所有的暴力與兇殘都可歸因于泛泛的“社會”與“機制”。我們每個人何嘗不是機制的部分？我們是社會安全機制的一部分；是社會道德機制的一部分，也是欠薪等社會問題理性糾偏機制的一部分。把所有問題都泛社會化與機制化，而忽略個體者的惡，固然分析暢快，其實無助于事情真相的厘清與危險因素的消除，因為惡總是由具體的情況迥異的個人制造的。（王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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