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各種事關“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的政策訊息密集發布。但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還是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會上提出，未來一年將進一步推進包括勞教、戶籍等在內的多項改革。亦有央視新聞消息稱，“中央已研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今年停止使用勞教制度”。
消息甫一傳出，在社會各界引發不小反響，人們之所以為此激動，在于勞教制度的改革乃至最終“停止使用”，是近些年來包括法律界、輿論界在內各方勉力推動、不懈奔走呼吁的一個難得收獲。這一年，甚至這些年，借由諸多公民個案的傳播與討論，公眾對于勞教之惡，越來越感同身受，勞教執法的隨意性，讓公民難以保有免予恐懼的起碼自由。而與此同時，制度變革或常常無法跟上人們伸張權利的步子，此間所產生的制度與權利的供需張力，甚至在某些場合會尤其尖銳和緊張，亟待紓解。
對于勞教制度的改革，無論是較為穩妥的“進一步推進”等文本表述，還是年內“停止使用”等較為明確的表態，事實上都有一個起碼的社會共識，即勞教制度非改不可，而此議題的啟動，須確保法治至上的根本原則。對于該項改革的極端迫切性，昨日@新華社中國網事重提半年前曾引來舉國關注的永州唐慧案，對“屢屢引起爭議的維穩式勞教”提出將其“盡早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激烈而熱切的期待。
勞教制度必須改，這是足夠扎實的民意期待，而勞教制度改革想要獲得實質性進展，則須要回到對法治精神的嚴格遵循與貫徹上來。昨日，《新華視點》刊發評論認為，勞教改革的具體方案，應合乎民意和法治精神。從法治精神的高度看待勞教制度之變，必須從根子上理清、剖凈勞教制度對法治原則的個中悖逆，即勞教決定權的高度集中，導致權力較難受到常態且嚴格的限制與監督。勞動教養決定的作出機構，是勞動教養委員會，而該委員會雖由多部門負責人牽頭成立，卻日常內設于各地公安機關，使得在事實上對違法行為的指控、調查與處罰決定作出，可以順暢地在一個機關內部無障礙完成。雖有制度化的監督設計，卻難有實質意義的監督限權效果。
勞教制度最嚴重的一個bug在于，動輒數年的公民人身自由被限制，卻未經法院宣判，事實上被歸屬于行政權力的裁量范疇，這本身是對法治精神的制度性違背。《新華視點》對未來一年重點推進的勞教、戶籍等“四項改革”，之所以滿是熱望，最主要也是在呼吁“根本要靠法治，法治的前提是要真正實現法律高于一切”。中共十八大報告中首次將“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寫入執政黨施政報告，其用意或就在于，陸續啟動對以往不符合法治理念的權力運轉思維與方式進行徹底地清理。此種朝著法治方向盡力求變的心思，值得報以期待，雖難免遇到阻力，但卻注定勢不可擋。
進一步推進勞教制度改革，并將其“盡早掃進歷史垃圾堆”，在這一點上所達至的難得共識需要倍加珍惜。同時以此為起點，認真研判制度改革的細節設計，勞教制度“停止使用”之后的違法行為矯治立法對接，需要的不僅是立法主體與權限的改變，而且要將監督和限制權力的思路與法治精神，深深烙印在制度設計之中。
《人民日報》說，“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而對這一重要文明成果的信仰度與保有度，事關重大。勞教存廢之爭從輿論熱議到改變開始，需要國家與國民一起下大決心、做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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