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基于投機取巧的“跑”名分，都不可能成為支撐一個地區發展的內在力量。從“小康”身份“返貧”的戲劇轉變，折射出相關評比的制度漏洞。
據《新京報》報道，在成為“小康縣”16年后，山西大同縣終于開始像鄰縣一樣，享受“貧困”的待遇。而據一名長期從事扶貧工作的負責人透露，一個貧困縣可能會獲得國家1億-2億的轉移支付。
同樣一個縣，從“小康縣”到“貧困縣”。從這一名分的變遷，只能窺見基層政府在政績和爭奪外部資源等方面的考量與博弈，而難以準確反映那塊土地上民眾真切的生存狀態。
按照權威統計數據記錄，早在1996年申報“小康”之時，大同縣的經濟實力也只是處于山西省東部縣份的中游，特別是，其財政收入嚴重收不抵支。那么，它為什么能夠成功晉級“小康縣”？主要原因是當時官員人為“提高”了各項經濟指標。有退休干部就認為，當時小康縣的16個標準中，大同縣有些并不符合，但統計數據都“迎合了小康”。
事實上，一些地方官員出于各種需要，隨意揉捏數據，并不特別令人意外。意外的是，上級相關部門也并沒有認真甄別這些報上來的數據。這樣，就為基層政府“跑”小康縣，留足了運作的空間。
大同縣似乎從此就被綁上“小康縣”的戰車。官員們出于政績的考量，不斷加碼，而民眾只能在“小康”的榮譽下，一次次錯失外部扶持的機遇。比如，到2000年左右，隨著煤炭資源整合，大同縣源于煤炭的地方性稅收大幅減少，孰料，上報的統計數字卻連年上漲，農民人均純收入也年年被遞增。這樣的扭曲，只能使當地與真正的“小康”漸行漸遠。
為了“奔小康”，一些地方在數據上“造富”；因為怕被摘掉貧困縣的帽子，一些地方又在統計數據里“藏富”。但任何基于投機取巧的“跑”名分，來回折騰，都不可能成為支撐一個地區發展的內在力量。“小康”身份“返貧”的戲劇轉變，折射出相關評比的制度漏洞，同樣值得追問的是，誰來追究隨意揉捏當地發展數據的官員責任？
（胡印斌 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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