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醫務界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國際醫藥巨頭葛蘭素史克的“行賄門”,陜西富平的“產科醫生販嬰案”以及剛露端倪的法國賽諾菲公司向醫生提供“臨床研究經費”事件,一次又一次把醫療界黑幕暴露在公眾面前。面對滾滾輿情,醫務界的“自我救贖”行動也在展開。近日中國醫師協會正式啟動了執業醫師定期考核工作,對醫生的醫德醫風,將進行較專業的評估,這方面有問題者會被列入“黑名單”,協會將建議所有醫療機構不再聘用該醫生。
“黑名單”制度有一定積極意義。相比于其他職業,人們對醫生有一種天然的倫理期待。因為醫生守護的是生命,千百年來,醫德醫風的建設從未停止。古代中國有《大醫精誠》,給醫生定下的行醫準則是“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古代西方有希波克拉底誓言,告誡醫生要“為病家謀幸福,并檢點吾身,不做各種害人及惡劣行為”。中外的醫學先哲告訴人們的是同一個道理,即“行醫善為先”。
到了今天,針對醫生的規范更加詳細。從《執業醫師法》到《醫療機構從業人員行為規范》,上海市還建立有醫生的倫理檔案,覆蓋醫生在崗位上可能遇到的種種問題。但醫生的職業道德水平似乎不見得比古代高多少,像陜西富平縣婦幼保健醫院那位產科醫生,據說販嬰時間長達8年,明里是白衣天使的合法身份,暗地里利用身份便利做著罪惡的勾當,舉世罕見。
上述販嬰案雖是一起孤立事件,但性質極其嚴重。醫務界應以此為戒,進一步推動醫德醫風建設措施的落實,加強行業自律,將害群之馬驅逐出醫務工作者隊伍。從這個角度看,黑名單制度的設立可幫助純潔隊伍,讓那些道德敗壞的醫生品嘗苦果。
不過,對 “黑名單”也不能期望太高,搞不搞得成,還是一個問題。利益相關方的抵制固然值得警惕,該措施本身效果有多少,恐怕也要打個問號。
首先,“黑名單”制定者的權威性如何保證?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協會、學會等組織機構的力量偏弱,對醫生缺乏強制手段,也不具有頒發執業醫師資格的權力,更談不上注銷執業醫師資格的權力。如果由相關政府部門制定醫生“黑名單”,權威性是夠了,但有點“殺雞焉用牛刀”的味道。另外,相關部門需要考慮的問題更多,如社會穩定、行業形象等,對自己的“孩子”恐怕也不太忍心下手。
那么,該怎么辦?這方面或許可以學習美國醫學協會的經驗。美國醫學協會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力,由協會負責擬定醫生的教育、培訓標準,頒發執業許可,建立職業道德觀,對嚴重失職、損害病人利益的醫生則可予以清除,以維護整個醫界的聲譽和利益。美國醫學協會有足夠的動機和能力開展類似行動。
其次,“黑名單”設立的標準和實施程序應如何制定?黑名單制度一旦在政府授權下實施,一定程度上會產生震懾效應,對醫生而言,“榜上有名”可不是一件好事,不僅顏面盡失,還可能丟了飯碗。所以,對在什么情況下需要動用“黑名單”,以及對上了“黑名單”醫生的處置措施,應該好好斟酌。
人無完人,一些常人易犯的毛病,醫生也會犯,如不夠熱情、不夠關心病人等。這些行為雖然低于公眾對醫生的期望,但遠達不到施以“酷刑”的地步,故相關標準不能過于苛刻,不能太過主觀,否則極易演化成打擊報復的手段。對涉及終身禁入限制的條款擬定要更加慎重,駕照吊銷尚且分為幾種情況,醫生執照的吊銷則更需嚴謹,醫師執照的取得難度、醫師執照的職業屬性都決定了這一點,因此,申訴、救濟渠道也需要同步建設。
另外,“黑名單”本質上是一種內部道德強制工具,對觸犯法律的,還得回到法律途徑解決。
第三,除了官方“黑名單”,可否有民間的“黑名單”?實際上,官方掌握的信息不見得完整和及時,對醫生的評價,也許患者最有發言權。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已有了許多新的監督渠道,比如,許多導醫網站都開通了患者評價醫生的功能板塊,患者根據自己看病感受在上面留言,批評抑或贊美,一目了然。如果一名醫生得到的全是差評,大致上其醫德醫風的水平也就有了定論。這種評價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對醫生也有不少隱性制約,畢竟失去病人是醫生難以承受的后果。
此外,現代社會還存在許多第三方評估機構,如社保機構、商業保險機構,手中也掌握大量數據。一些醫生的不規矩舉動,就是挖掘相關數據發現的,大處方、對某種藥物異乎尋常的“偏愛”等問題,由此可得到一定糾正。國外還出現了一些專業第三方評估機構和網站,這些機構和網站能精確地對每家醫療機構、每個專科團隊甚至每個醫生的實力和德行進行評估,同時進行推薦,這給醫生帶來非常大的競爭壓力,也鞭策他們精研醫術,提升自律性。來自民間的“黑名單”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這些無形的“手”和政府及行業協會等有形的“手”合作,可起到更好的效果。
醫學職業崇高地位的取得,和醫生的專業素養和高尚醫德分不開,也和醫務界自始至終對自律的追求分不開。醫務界需要經常反思,不斷進步,有時甚至需要“破繭重生”。這樣醫務人員才能成為更加強大的、值得公眾信賴的精英團隊,“黑名單”制度能起到的作用或許還有限,但它展現的醫者自我凈化的決心值得喝彩。
(龔鵬 作者系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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