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書育人既要傳授知識，又要教育學生如何做人，讓未成年人知道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做錯事情、侵犯他人權益要承擔不利后果。這包括獎勵、批評、警示與懲戒等各種措施。如果漠視懲戒教育，教師在管理學生時畏首畏尾，既是對學生本人不負責任，也是對社會不負責任。

　　李克強總理4月1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內容之一是部署加強中小學幼兒園安全風險防控體系建設，打造平安校園。會議指出，要把保障中小學和幼兒園安全放在公共安全的突出位置，這事關廣大學生健康成長和億萬家庭幸福。要建立防控校園欺凌的有效機制，及早發現、干預和制止欺凌、暴力行為，對情節惡劣、手段殘忍、后果嚴重的必須堅決依法懲處。

　　近年來，一些地方校園暴力、校園欺凌事件時有發生，且很多事件情節極其惡劣，令人發指。校園欺凌事件多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校未能很好地行使對學生進行相應干預、懲戒的管理權力，進而言之，現行法律法規也沒有明確保障學校對學生進行相應干預、懲戒的權力。學校管理權的虛化和弱化，不能讓在校學生認識到規則的重要意義和尊重他人權利的重要性。因此，遏制校園欺凌，必須尊重學校管理權，不能剝奪學校相應權力，讓學校能夠懲戒欺凌者，警示頑皮學生。

　　我國多數中小學在校生未滿16周歲，部分學生未滿14周歲，按照相關法律，這些學生即便其非常頑皮難以管教，甚至對他人施暴造成嚴重后果，也無法對其施加治安管理處罰，遑論刑事制裁。如果再漠視學校管理教育權，無疑會讓學生缺乏應有管教，甚至讓有劣跡者無法無天，走上邪路，同時被欺凌者等受害人也感覺不到公平正義。

　　對學生的教育管理涉及社會、家庭、學校等多重因素。社會因素過于宏觀，家庭環境相對封閉，且很多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對未成年人過度嬌慣縱容，不忍心教育管理和施加懲戒。因而，從可操作性上講，充分賦予和尊重學校管理權和懲戒權，更有助于扭轉學生的不良行為，凈化校園環境乃至社會環境。

　　然而現實是，一方面，屢屢發生的校園欺凌事件中，多數學校因“管理不到位”需對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甚至學校負責人或者班主任也要被追責。但另一方面，學校卻無權對學生施加行之有效的管理教育，教師只能苦口婆心地做學生思想工作，甚至不敢黑下臉來批評教育。即我們要求學校承擔教書育人、預防暴力的責任，卻沒有賦予他們強有力的管教學生的權力。學校無權有效管理、懲戒具有暴力傾向的學生，卻需要對他們的暴力行為承擔責任，權力義務極其不對等，非常荒謬。

　　教書育人包括方方面面，既要傳授知識，又要教育學生如何做人，讓未成年人知道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做錯事情、侵犯他人權益要承擔不利后果。這包括獎勵、批評、警示與懲戒等各種措施。如果只重視書本知識的灌輸和獎勵教育，卻像“鴕鳥”那樣漠視懲戒教育，學校的管理權就被分解的支離破碎，教師在管理學生時就會畏首畏尾。這樣的話，教師完全淪為了提供知識的服務員，學生則成了“說不得、碰不得”的上帝，根本不是完整健全的學校教育。這既是對學生本人不負責任，也是對社會不負責任，是回避矛盾、缺乏擔當的表現。

　　2016年11月1日，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了《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對實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學生必須依法依規“采取適當的矯治措施予以教育懲戒”，要“充分發揮教育懲戒措施的威懾作用”。簡而言之，必須重視并強化學校管理權，支持學校對犯錯學生進行批評和懲戒。這樣才能讓學校成為真正的學校，才能以強有力的管理手段塑造未成年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是非觀。促使其從小養成底線意識、規則意識、責任意識，呵護其成長為正常的、健全的社會個體。（本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