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級社科院：官方智庫的“最外圍”危機
6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地方社科院院長座談會，30個省級社科院和部分城市社科院都派來了主要負責人。座談會邀請了社科領域的“龍頭老大”中國社科院來介紹創新經驗，但主要是借機學習如何“找錢、找項目”。
“國家院(中國社科院)的經驗對我們非常重要。即使不開這個會，各地也會到國家院去問，科研是怎么開展的，科研經費是怎樣拿到的。”某省社科院負責人表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任務就是“找錢、找項目”。
這背后，是地方社科院深深的危機感。
致力于咨政建言、研究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省級社科院，發現自己慢慢被擠到了(或依然處在)省委、政府智庫群的外圍，日益邊緣化。
最外圍官方智庫的尷尬
“講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
中國大陸31個省份，除海南外，都設立了省級社科院，是直屬省委、省政府的正廳級事業單位。海南省在建省辦特區過程中遵循“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并未設立社科院。
對于所有省級社科院來說，2004年中央3號文件《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帶來了機遇性的轉型。
在那之前，省級社科院長期以開展基礎理論研究為主，如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學、世界史、社會史、宗教學等等，是一個類似大學的“象牙塔”。3號文件提出，地方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應主要圍繞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開展應用對策研究，有條件的可開展有地方特色和區域優勢的基礎理論研究。
之后，各省級社科院都逐漸把定位轉到省委、政府的思想庫、智囊團，為政府公共決策的制定和執行提供支撐和服務。
但接近地方權力中心的路其實走得頗為艱難。某省社科院的前任院長將地方黨委、政府的智庫排了個層次：第一層次是黨委、政府的兩個政策研究室，第二層次是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第三層次是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大多數省份設立)，第四層次是社會科學聯合會，第五層次才是地方社科院、科研機構和高校。
正因為處在官方智庫的外圍，不少社科院感覺到越來越強烈的生存危機。
作為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社科院的生存和發展很大程度上系于地方財政。6月底的全國地方社科院院長座談會上，一些院長就對記者坦言，地方社科院的科研經費仍擺脫不了“化緣”的境地，更何況“這任領導答應給的金額，到了下一任領導又變了”。“我們國家，特別是地方黨委、政府對社會科學的科學性認識不到位，講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
“要地方財政拿出更多資金，來支持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是很艱難的。因為它不像知識創新、技術創新，不可能‘刀下見菜’。而根據現在的評價制度，地方官員希望在任期里迅速做出成績。”陜西省社科院院長任宗哲對記者說。
盡管各省級社科院開始主動服務地方黨政機構，但大多并沒有被真正納入決策咨詢體系。比如上海社科院就直接參與市里“十二五”規劃和一些重大戰略的制定，但更多的社科院仍然為自己的“邊緣化”而苦惱。地方領導層在決策過程中較少主動與社科院溝通，社科院的研究課題往往是通過各種方式爭取、“請示”來的。
“現在政府內部有各類研究機構，他們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信息比較靈，省長書記出國下鄉都帶著他們，他們有接觸社會的機會和條件，掌握大量的內部材料，研究成果也容易超過社科院。他們跟領導的關系也好，經費也有保障。社科院現在的境況是很危險的，逐漸被邊緣化。”遼寧省社科院院長鮑振東說。
有的院長甚至自嘲社科院是“養老機構”，到社科院當院長等于“退了休享受正廳級待遇”。
“我從地級市市委副書記任上調到社科院當院長，從副廳級升到正廳級了，但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不少人跑到我岳母家里去問，說你姑爺犯什么錯了，給弄到社科院當院長去了。”一位院長無奈地說。
據了解，在一些省級社科院，生存境況似乎陷入了一種不良循環——為了爭取領導的重視和經費支持，于是重點研究黨政領導的喜好和思想，做官樣文章，領導提出個政策，去解讀它的合理性，給領導唱贊歌。“××領導提出了……為……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按照××領導提出的要求，堅持以……為核心，扎實推進……”這樣的表述常常成為某些科研人員研究成果的主體。但是溫順的“拍馬屁者”往往更讓領導覺得沒有存在價值，科研經費的上漲更加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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