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裸官”，其概念始自民間。2008年7月份，安徽省蕪湖市政協常委周蓬安根據當時的社會狀況，率先提出了“裸體官員”的概念。隨后，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成為第一個被稱為“裸官”的省部級官員。
一般而言，對“裸官”普遍認可的定義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
對“裸官”的治理，隨著中央巡視組去年第二輪巡視反饋整改情況的陸續通報，再次被推到輿論的關口。在廣東和安徽的通報中，多次直接采用了“裸官”一詞。
而在廣東，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局地大規模對“裸官”的處理。
“裸官”概念出現在高級別官方文件中
2010年和2012年“兩會”期間，中紀委原副書記、監察部原部長馬?曾多次被問及“裸官”問題。她認為，“裸官”概念沒有統一口徑，官員和公民是一樣的，送子女出國并不是官員的特權。
本報記者在檢閱1995年《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1997年《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和2006年的《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等文件發現，官方雖然對“裸官”并沒有準確定義，但實際上早已經有所察覺，并作出了規范。
結合上述文件可見，官方文件中類“裸官”概念的描述已經十分清晰：主體上，為國家公職人員，包括國有企業工作人員、金融行業工作人員、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也包括人大工作人員和檢法的司法人員；行為上，向國外或者境外進行了資產轉移；特征上，配偶和子女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主體狀態上，仍舊在國內工作。
除了對“裸官”特征的描述，中央對“裸官”的排查也一直持續進行。
其排查的主體范圍，包含“各級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擔任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的副縣（處）級以上干部。社會團體、事業單位中相當于副縣（處）級以上干部，國有大型、特大型企業中層以上領導干部，國有中型企業領導干部，實行公司制的大中型企業中由國有股權代表出任或由國有投資主體委派(包括招聘)的領導干部、選舉產生并經主管部門批準的領導干部、企業黨組織的領導干部”。
其排查的事項范圍，則有一個基本變化，從1995年“收入申報”延伸至1997年“重大事項報告”。2006年版的《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規定，在官員報告范圍上細化為9項，其中涉及“裸官”問題的就有6項：（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國（境）證件的情況；（三）本人因私出國（境）的情況；（四）子女與外國人、港澳臺居民通婚的情況；（五）配偶、子女出國（境）定居及有關情況；（六）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指同財共居的子女，下同）私人在國（境）外經商辦企業的情況；（七）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擔任外國公司駐華、港澳臺公司駐境內分支機構主管人員的情況。
“裸官”概念雖然已經成為社會上的常用詞匯，且已經在權威文件上有了類似特征的描述，但“裸官”一詞一直未得到官方正式的認可。
記者在梳理有關地方“關于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整改情況的通報”時發現，作為官方文件，安徽和廣東兩省“通報”中均直接采用了“裸官”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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