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領域目前存在哪些風險隱患？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加以防范？24日，央行副行長劉士余受國務院委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有關工作情況。此外，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關于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工作情況的調研報告》。
調研報告認為，當前我國金融運行整體平穩，金融風險總體可控。與此同時，受當前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因素較多、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金融業綜合經營和業務創新加快等多重因素影響，實體經濟風險和金融風險相互交織，金融風險的復雜性、隱蔽性和傳染性有所上升，部分領域的金融風險有所凸顯。
風險一
金融結構不合理 信用風險過度集聚于銀行體系
人大財經委報告指出，我國金融結構中，銀行業居于絕對主導地位。到今年3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159.5萬億元，占整個金融業的90%以上。隨著銀行信貸的快速擴張，信用風險向銀行體系過度累積。
首先表現在不良貸款反彈壓力持續加大。受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及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持續較快增長，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率“雙升”，其中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已連續10個季度上升。到今年4月底，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1.28萬億元，不良率1.58%。特別是在中小企業密集、外向型程度較高的長三角等地區，不良貸款呈加快增長態勢。
一些領域信貸風險較為突出。一是產能過剩行業不良率上升。鋼鐵、光伏、船舶等產能過剩矛盾比較突出的行業，普遍出現企業經營困難、虧損面持續擴大等問題，不良貸款增加較多。二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償債壓力大。三是房地產市場走勢不明朗。當前房地產市場出現分化，一線城市量縮價漲，部分二三線城市商品房積壓嚴重，有的四線城市商品房價格下行，許多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鏈趨緊，信用風險有所上升。
債券違約風險有所暴露。在銀行信貸快速擴張的同時，銀行也是債券市場上國債、金融債、城投債等各類債券的最大持有者，債券信用風險也有相當部分集中于銀行體系。隨著債券市場利率的持續走高，一些債券品種特別是城投債、中小企業私募債等債券信用風險有所暴露。近期陸續出現了11超日債、13中森私募債等違約事件。今年以來，城投債進入集中兌付的高峰期，而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增長放緩，部分債券出現違約甚至集中爆發的風險日益加大。
對策
據央行副行長劉士余介紹，十八大以來，有關部門已組織專門力量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核查，指導金融機構做好各級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管理。督促金融機構加強對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和鋼貿等重點風險領域和不良貸款快速上升地區的風險排查，做好風險防控預案。穩妥處置個別地區農村商業銀行擠提事件、債券和信托兌付違約事件，妥善化解個別縣域農村信用社風險。
今后將繼續改善對小微企業、“三農”和居民住房消費的金融服務。加快信貸資產證券化，加大不良貸款核銷力度，盤活信貸資金存量。加大對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重大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城鎮化和棚戶區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的金融支持。嚴格控制對高耗能、高排放企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
繼續加強對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各類影子銀行業務、企業互保聯保等風險領域的監測分析，動態排查風險隱患，督促金融機構及有關方面做好各種情形下的應對預案。二是結合財稅體制改革，探索建立以政府債券為主體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引入社會資金投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建立地方政府跨年度預算平衡制度，減輕地方政府對土地收入的依賴，積極穩妥化解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風險。三是按法制化、市場化的原則妥善處置信托、理財等高收益產品可能引發的兌付風險。四是對經營難以為繼且產品缺乏競爭力的“僵尸企業”和項目，要實施破產或兼并重組。
風險二
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加大 流動性風險因素增多
人大財經委報告認為，我國銀行業的流動性管理難度加大。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總額持續較快增長，流動性總規模顯著擴大。2013年底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110.7萬億元，是2008年底的2.3倍；社會融資規模17.29萬億元，是2008年的2.4倍。在流動性總量偏大的同時，受多重因素影響，貨幣市場波動加劇，局部和階段性的流動性緊張時有發生，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較突出，流動性管理的難度加大。
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也在累積。商業銀行存款業務競爭日趨激烈，存款增速持續放緩，而貸款結構中中長期貸款占比越來越高，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新增中長期貸款占總貸款的比例達58.2%，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有所上升。不少銀行利用短期同業和理財資金（60%在6個月以內）對接期限較長、流動性差的非標準化債權資產，資金期限過度錯配。同時，證券公司、基金公司資產管理規模快速擴大，但一直缺乏有效的融資渠道，同業資金拆借的期限、額度也受嚴格限制，流動性風險日益凸顯。
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不容忽視。美歐日量化寬松政策走向以及退出的時間、進度和方式等因素，將對我國國際收支和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產生影響。未來貨物跨境貿易收支的不確定性、境外直接投資的趨向變化、對人民幣預期變化等因素，也將直接影響跨境資本流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