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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理論是中國制度的理論基礎和思想保證，中國制度是中國理論的制度體現和實踐依據。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同志鄭重宣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中國制度不但豐富了世界政治文明，而且完善了人類發展方式。研究闡發中國制度的世界政治經濟意義，是我們堅定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積極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環節。

　　中國制度的比較優勢

　　中國制度對世界政治的貢獻，可以在中西政治制度比較中看得較為清楚。

　　近代以來，人類民主政治制度建構主要有自由主義民主（實質是資本主義民主）和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兩大類型。在過去300余年的世界政治發展進程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主宰國內政治到主宰世界政治，建立了一個由資本權力主導的世界體系，即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上個世紀中期的社會主義建國運動和亞非拉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對沖和反抗，瓦解了西方主導的殖民體系。當赤裸裸的經濟掠奪碰壁之后，西方資本權力轉而以柔性的“文化帝國主義”面目出現，俘獲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權貴，在這些國家打贏了思想觀念上“沒有硝煙的戰爭”，促成了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在這場來勢洶涌的浪潮中，中國靠強大的國家自主性扛了過來，堅守了人民民主陣地、高揚了人民民主價值，成為世界上體量最大的人民民主國家。

　　中國的人民民主制度體現了民主與集中的辯證統一。民主集中制既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也是國家機構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不但體現在憲法所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與“一府兩院”的關系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上，而且體現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上。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政府宏觀調控（集中）和企業自主經營（民主）的有機統一，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堅持政府主導（集中）和多元社會主體共治（民主）的有機統一。現代政治的一個主要特征是民主政治，民主確實很重要。但是，如果沒有集中和權威，一個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就必然失序。因此，民主不能排斥集中。不僅如此，集中還是民主的保障，沒有集中而只有各行其是，民主最終也會被傷害殆盡。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制度的比較優勢，它有效避免了很多西式民主國家的無效民主現象。

　　政治制度上的民主集中制，體現在民主政治實踐中是一種“可治理的民主”。“可治理的民主”，其結構是“民主參與—政府自主性回應—責任治理”。首先，民主參與的形式是多樣的，不但有選舉民主，還有參與式民主、協商民主。其次，政府自主性回應是區別中國制度與其他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回應是民主的一個重要過程，各種民主理論都講回應，但西式民主的回應大多數是被動的或不負責任的，比如英國的脫歐公投，還有美國槍支泛濫而政府不能回應百姓訴求。我國政府在民主集中制下的回應是有力量的、及時的，而且是不為利益集團所綁架的自主性回應。再次，民主參與同政府自主性回應互動的結果是一種責任政治，或者說是一種責任治理。有效參與和有效回應的民主政治，必然是一種“有效的民主”，即一種“可治理的民主”。

　　中國制度豐富了世界政治文明

　　“西方中心論”是西方社會的主要思維方式。體現在其政治文明理論中，最典型的莫過于“歷史終結論”。“歷史終結論”其實是政治文明終結論，意味著世界上只能有西式民主這一種政治文明形態，不符合西式民主的政治文明都是“非民主”的或“威權主義”，必然要轉型為西式民主。這種理論無視世界政治文明多樣化的現實，無視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基因與歷史傳承。誠然，在形式上，現代政治表現出一定的同一性，如都有社會組織、政黨政治、選舉政治、代議制等。但同樣是推行西式民主的國家，比如印度與英國、菲律賓與美國，其治理水平為什么存在很大差別？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由各國自身的社會結構和文明基因所決定的。也就是說，政治形式上的同一性并不能改變以文明基因為基礎的文化多樣性，不同的文明基因和社會結構直接影響政治制度的實際效果。

　　二戰以后，世界上存在150個左右發展中國家，但沒有一個因為實行了西方自由主義民主而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原因很簡單：作為西式民主核心的黨爭民主就是要分蛋糕，當一個國家還很窮、蛋糕還沒有做大的時候就去瓜分蛋糕，人們又能得到多大一塊蛋糕？更重要的是，自由主義民主其實是一種以法治為前提條件的民主，沒有法治的民主注定要以失敗告終，這也是實行了自由主義民主的發展中國家答卷大都不及格的重要原因。進一步來看，一些曾經創造過經濟輝煌的國家和地區，因為搞黨爭民主而出現了“逆發展”，如南美的阿根廷、歐洲的希臘和我國的臺灣地區都是鮮活的案例。此外，當冷戰這種外部安全壓力解除之后，歐美國家的黨爭民主演變為沒有節制的內斗，政黨政治極端化，代議制民主變成了“否決型政體”，常常導致政府寸步難行。不僅如此，英國的脫歐公投實際上是選舉式民主泛濫的產物，結果不但以“多數人暴政”的形式直接侵害了并不算少的“少數人”的切身利益，還直接威脅到英國的國家認同，黨爭民主正在演變為肢解國家的分裂性制度。

　　鑒于20多年來的世界政治發展實際，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最近這樣反問道：（西式）民主到底是解決問題的方案，還是問題的根源？比較政治研究已經給出了答案。人類不能永遠止于困境之中，而要在困境中找出路，一種替代性方案就是中國制度——這就是福山描繪的世界政治發展前景。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中國政治制度豐富了世界政治文明，而其基礎正是我們基于自身文明基因探索出的政治道路。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經歷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信任危機，西方國家開始反省，公開或暗自研究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從制度比較的層面來看，中國政治制度對世界政治文明的貢獻集中體現為6個“切實防止”：切實防止出現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后無人過問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黨爭紛沓、相互傾軋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民族隔閡、民族沖突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切實防止出現相互掣肘、內耗嚴重的現象。中國政治制度所切實防止的，正是實行了西式民主的國家的普遍現象。

　　中國制度完善了人類發展方式

　　從基本價值取向上說，人類選擇好制度就是為了更好地發展、過上更美好的生活。當今世界，一些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的“好制度”“好政策”，不但沒有解決發展問題，反而因此陷于泥淖難以自拔。而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風景這邊獨好”。個中原因何在？對完善人類發展方式有何意義？

　　在工業革命以來的300多年中，人類社會發展大致經歷了4個波次。作為現代化的先行者，西方國家總是力圖把自己的成功經驗包裝成發展模式，以便讓后來者學習乃至模仿。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教授發現，在這300多年的世界經濟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為照搬了當時的主流發展模式而成功的，因為包裝出來的發展模式總是被裁剪掉了很多社會條件。比如，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發展起來后（第一波），19世紀中葉流行的是基于英國經驗的自由放任主義理論，核心是自由市場。但德國人發現這是一個“踢掉梯子”以防止后來者爬上房頂的理論，它掩蔽了國家的實際作用。因此，德國逆主流而行之，實行了國家中心主義的發展模式并成功登頂（第二波），其核心是強化國家作用。20世紀中葉，西方國家給出的發展方案是進口替代，但從拉美到非洲，凡是實行這一戰略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成功，而東亞地區的“四小龍”則通過實施出口導向戰略而成功（第三波），其發展模式的核心是政策導向。冷戰之后，西方國家倡導的發展方式是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治理社會化的“三化運動”，旨在去國家化。但發展中國家本來就需要強化國家力量，再去國家化，結果可想而知。相反，中國通過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自己的制度，而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四波）。

　　中國發展可謂集前三波經驗之大成，其中包括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綜合作用，而協調這三要素的頂層設計就是中國制度。一個國家的發展主體包括政府、市場和社會。其中，政府權力太強大，市場和社會就會失去活力甚至被淹沒；反之，如果市場中的資本權力太強大或者社會碎片化，再好的政府政策也不能起作用。因此，只有把三者有機協調起來的制度才能促進一國持續健康發展。中國制度把政府、社會和市場有機協調起來，體現了強大的制度吸納力、制度整合力、政策執行力。所謂制度吸納力，就是政府通過政策供給有效滿足社會需求，獲得社會的認同與支持，從而實現政府與社會關系的和諧；所謂制度整合力，就是在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基礎上有效整合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各種力量、各種關系，實現前述6個“切實防止”；所謂政策執行力，就是能權威地制定政策并有效地實施政策的能力。中國在這三大能力上的成功實踐和經驗，對于完善人類發展方式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一直主張，各國應根據自己的國情和實際獨立選擇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因此，我們并不致力于推廣自己的經驗或制度。但客觀地說，當前中國制度已經吸引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的目光。有的國家以中國為尺度來衡量本國制度設計的好壞與發展的快慢，有的政黨開始學習中國共產黨的黨校培訓制度，有的國家則開始學習中國發展經濟的經驗，等等。這些事實足以進一步堅定我們的制度自信，進一步激發我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人類發展提供更多更好中國方案的信心與動力。

　　（作者：楊光斌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