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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治國理政與思想力的作用

　　當前， 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戰略， 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而哲學社會科學則是支撐治國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戰略的學理基礎。治國理政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 要求我們必須發揮思想力的作用。思想、 權力、 利益或 “理” “力” “利” ， 分別對應著治國理政的思想體系、 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支撐經濟、 政治體系往往需要一個巨大的思想體系。我們都生活在這個思想體系之中， 并且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思想體系影響著現實的經濟體系、 政治體系， 同時也反過來受現實的經濟體系、 政治體系的影響。它們共同開拓了偉大的時代， 構筑了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家園。因此， 治國理政， 形式上是權力的行使和支配， 是利益的實現和配置， 但實質上是思想的引領和指導。

　　治國理政， 離不開思想力。從古至今， 沒有思想的統治是不存在的。自古以來， 思想文化對人類社會都發揮著巨大作用。人類歷史上的許多變革， 從表面上看是一種勢力戰勝另外一種勢力， 而實質上則是一種思想或主義戰勝另一種思想或主義。可以說， 沒有先進的思想理論作先導， 任何一種政治勢力都不可能形成強大的力量， 都不可能把大多數人凝聚起來， 也不可能執好政理好國。同理， 一種政治力量的衰落， 往往首先是從思想理論上的衰落開始的。正如杜蘭特先生所言： “當一個群體或是一種文明衰亡的時候， 它并不是由于群體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領袖或思想領袖在回應變革的挑戰中遭受了失敗。 ”

　　[1] 在這個意義上， 聰明的政治家總是善于運用理論這種法寶。

　　人的偉大之處在于有思想。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 也在于人有思想。帕斯卡爾在 《思想錄》 中提出“思想形成人的偉大” ， 并作出這樣的論證： “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蘆葦。……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們所無法填充的空間和時間， 我們才必須提高自己。因此， 我們要努力好好地思想； 這就是道德的原則。 ”

　　[2] 人類思想是各民族在走過的路上留下的腳印， 如果丟掉了， 人們就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 也就不知道自己該向哪里去。就世界思想史而言， 人類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

　　首先， 實現了從 “上帝” 到 “人” 的主題變奏。如果說中世紀之前的思想， 主要是圍繞 “上帝” 展開的，那么近代以來， 則主要是圍繞 “人” 展開的， 具體而言是圍繞 “經濟人” “社會人” “自我實現的人” ， 圍繞人的體力和智力， 以及圍繞人的理性、 非理性、 意識、 潛意識、 意志、 情感、 心靈而展開的。翻看西方哲學史，你就發現， 在康德之前， 關于人類的認識問題， 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爭論不休。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有笛卡爾、 斯賓諾莎。在他們看來， 只有理性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質。笛卡爾身體孱弱， 躺在床上太久， 一會兒做夢一會兒清醒， 似夢非夢， 似虛還實。他提出“我思故我在” ， 并以此來區別夢境和現實。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和休謨， 他們認為經驗才是一切知識的來源。而康德則認為， 世界可以分為物自體和現象界， 現象世界是可以認識的， 而物自體則是不可認識的。在他看來， 哲學有四個基本問題， 即我們能夠認識什么？我們應該做什么？我們能夠期望什么？人是什么？其 《純粹理性批判》 集中回答了第一個問題， 即我們能夠認識什么？ 《實踐理性批判》 集中回答了 “我們應該做什么？ ” “我們能夠期望什么？ ”純粹理性講的是認識問題， 實踐理性講的是人的道德行為問題。1790年， 《判斷力批判》 出版， 它試圖回答第四個問題 — — “人是什么？ ” 人， 理性的、 完整的人， 把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統一起來， 努力實現“合規律性” 與 “合目的性” 的統一。這三本書， 就是后人所說的 “三大批判” 。黑格爾則指出， “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3] 。他提出了著名的 “二律背反”概念， 對于辯證法的形成貢獻甚巨。這些關于人的本質的論述立足于研究本體論， 而人卻是有精神生活的， “上帝死了” ， 孤獨、 無聊、 寂寞、 空虛常常布滿人類的心靈。叔本華的代表作是 《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在他看來， 世界的本質是意志， 所以它充滿痛苦和猙獰。意志即欲望， 欲望總是溝壑難填。意志永遠是饑渴的。對于人生， 痛苦是基本的刺激，而快樂無非是痛苦的暫時中斷。如果你此刻沒有被痛苦包圍， 那么很快無聊就會侵入。叔本華說過：“人生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鐘擺一樣的來回擺動著； 事實上痛苦和無聊兩者也就是人生的兩種最后成分。 ”

　　[4] 欲求和掙扎是人的全部本質， 人在各種欲望得不到滿足時處于痛苦的一端， 得到滿足時便處于無聊的一端。盡管叔本華和尼采都認為人生就是悲劇， 但二者解決問題的方法卻不一樣， 叔本華訴諸消滅意志， 尼采卻訴諸強力意志。20世紀是存在主義大顯身手之際。二戰結束后， 世界滿目瘡痍， 道德理想幻滅， 人們苦悶消極。薩特的存在主義一方面提出現實的荒誕， 但另一方面又給蕓蕓眾生指出一條出路 — —自我選擇。西方學者馬斯洛則把人的需求分為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情感和歸屬需要、 尊重需要、 自我實現的需要等不同層次， 推崇一種健康的人性和超越自我的人。可以說， 這些思想體系既是西方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也深刻影響著西方社會的發展。

　　其次， 現代西方社會展示出 “陰” “陽” 兩面。現代社會的發展， 充分體現了思想的洞察力。如果說西方哲學， 包括現代哲學看到的都是工業革命 “陽”的一面， 那么馬克思則看到了工業革命 “陰” 的一面。正如杜蘭特所言， “所有的經濟史都是這個社會有機體緩慢的心臟跳動， 財富的集中和強制再分配， 便是它巨大的收縮與擴張運動”[1] 。1867年， 馬克思的 《資本論》 發表， 馬克思告訴人們， 什么是資本， 什么是商業資本， 什么是金融資本， 什么是剩余價值， 教我們看清了歷史， 看清了社會。馬克思的睿智， 表現在他看到了工業革命中暴露出來的早期資本主義的貪婪和殘忍。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偉大事件。早年窮困潦倒的馬克思，因為交不起房租， 多次被房東攆得搬家， 連衣食住行都成問題， 當時沒有人認為這個整天泡在大英博物館的 《萊茵報》 的前編輯能有什么力量。但是馬克思主義卻產生了無窮的力量， 影響了很多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今天， 東西方不知有多少經濟學者又開始重讀馬克思的巨著 《資本論》 ， 尋找走出因資本的貪婪而導致的世界金融危機的途徑。馬克思的偉大之處在于他用思想的力量改變了世界。可以說， “在人類思想史上， 還沒有一種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文明進步產生了如此廣泛而巨大的影響”[5] 。再次， 冷戰結束后的兩大選項： “歷史的終結” 還是 “文明的沖突” ？冷戰結束后， 關于國際秩序問題存在兩大預言。其一是福山的 “歷史終結說” ， 宣稱西方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民主取得了全面勝利， 甚至預言會出現一個單調乏味的和平與寧靜的未來。在他看來， 俄羅斯和中國對于 “市場” 的擁抱， 體現出擺脫 “歷史的桎梏” 的特點。其二是亨廷頓的 “文明沖突論” ， 預言在美蘇對立后， 將涌現一股由新的文明競爭和仇恨所推動的沖突浪潮。從目前來看， 歷史并沒有如福山所言而走向終結， 以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崛起， 成為與資本主義世界制衡的重要力量。同時， 世界也沒有如亨廷頓所言而陷入文明的沖突， 相反， 包括中華文明在內的世界各種文明正在加速融合與會通， 世界文化的交流日趨深入和頻繁， 不同文明之間和諧共融的狀態正在逐步形成。

　　最后， 從 “地球是圓的” 到 “世界是平的” 。目前，世界是什么樣的狀況呢？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證實了 “地球是圓的” 。今天， 托馬斯 · 弗里德曼則悄悄地說： “親愛的， 我發現這個世界是平的。 ”[6] 李光耀指出， “引發市場全球化的舉措就是1991年3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允許了互聯網的私有化， 當時人們并沒有意識到互聯網將變成一個多么有力的工具， 它提高了生產效率， 使個人和企業能進行跨國溝通， 并創造了一個全球性的知識界和全球性的市場”[7] ，“現在，再也不需要為了獲得新思想而長途跋涉。在任何地點、 任何時間， 輕輕地敲擊鍵盤， 大量信息就能即時傳播。信息技術革命趨勢將改變社會的性質， 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和休閑方式”[7] 。托馬斯 · 弗里德曼在 《世界是平的》 中說： “當然， 它們還是發展了，在我睡著的時候發展了。這就是我為什么在這本書里要論證我們在2000年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全球化3.0版本。3.0版本將這個世界從小號進一步縮小到微型， 并且將競爭夷為平地。如果說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國家， 2.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公司， 那么3.0版本的動力來自于個人， 個人獲得了新的機會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參與競爭和合作， 這也帶來了全球化3.0版本的獨特特征。能夠讓個人自由地參與全球競爭的不是馬力， 也不是硬件， 而是軟件和網絡。這些應用軟件和全球光纖網絡的結合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使我們變成了彼此的鄰居。 ”[6] 第一個時代從1492年持續到1800年， 這一階段肇始于哥倫布遠航所開啟的新舊世界之間的貿易， 它講述的是國家和實力的故事。第二個時代從1800年持續到2000年， 中間曾被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打斷，這一時代的主角是跨國公司。那么， 當前的這個時代， 世界變得更小、 更平， 其主角則是個人。 “平坦的世界給我們每個人帶來了新的機會、 新的挑戰、 新的合作伙伴， 也帶來了新的危險。我們需要從中找到平衡， 需要努力成為最好的世界公民。 ”[6]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原理， 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形成理論， 理論指導實踐， 實踐改變存在。因此， 思想的偉大之處還體現在它對物質的反作用。人類能夠自覺利用已掌握的規律認識和改造社會，改變歷史的進程。杜蘭特在 《歷史的教訓》 一書中指出： “智力是歷史中的一種重要力量， 但是也可以成為分裂與破壞的力量。 ”

　　[1] 凱恩斯在 《就業利息貨幣通論》 的結尾中說：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的思想，不論它們在對的時候還是在錯的時候， 都比一般所設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確， 世界就是由它們統治著。 ”[8]如今， 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 與這次復興相伴隨的必將是思想理論的新飛躍。只有對一段時期的歷史變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理性思考， 并將其知識化、 概念化、 系統化， 才能形成新的理論。習近平同志指出： “歷史表明， 社會大變革的時代， 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 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 必將給理論創造、 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 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 ”[5] 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建構 “中國學” ， 讓中原更出彩需要建構 “中原學” 。實現中原崛起、 河南振興、 富民強省， 必須探索建立中原發展哲學。因此， 建構與中國崛起、 中部崛起、 中原崛起相對應的 “中國學” “中原學” 正當其時。這就要求我們要有一個廣闊的視角， 把 “中原學” 的建構放到世界和我國發展的大歷史中去看， 放到全面決勝小康、讓中原更加出彩的實踐進程中去看。

　　二、 人類社會的歷史也是思想的發展史

　　（一） 思想的發展推動西方社會歷史的演進

　　習近平同志指出： “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 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 ”[5] 從世界發展的歷史看， 思想文化的變遷與發展推動了世界的發展。古希臘的盛衰， 正與其思想文化的變遷緊密關聯。古希臘文化的淵源是神話， 古希臘的繁榮正是從超越神話開始的。古希臘經濟社會發展至希臘城邦文明進入鼎盛時期， 這一時期的到來是隨著智者和希臘啟蒙運動而發生的。希臘哲學家用一種理性思辨的方式思考世界的本原， 他們提出了一些哲學范疇來解釋萬物的生成變化， 如水、 火、 氣、 數、 種子、原子等， 從而取代了早期神話學的宇宙起源論， 他們批判希臘神話宣揚的各種神靈和撲朔迷離的命運，開辟了對形而上學的研究領域。蘇格拉底是雅典社會的良知和精神的象征， 他將古希臘德爾斐神廟墻壁上的箴言 “認識你自己” 作為自己的哲學原則。柏拉圖、 亞里士多德推進建構了一個充滿理性色彩的形而上學體系， 超越了希臘神話宣揚的命運決定論。三者可謂古希臘三賢， 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 他們的哲學思想， 奠定了整個西方思想發展的基礎。然而， 雅典審判蘇格拉底也預示著希臘城邦文化的衰落。后來， 亞歷山大帝國的對外擴張， 雖然在地域上擴展了希臘版圖， 但卻是希臘精神沒落與平庸的開始， 導致希臘在政治上走向了腐化墮落， 最終被羅馬人橫掃。

　　同樣， 羅馬帝國的盛衰， 也與其文化的變遷緊密關聯。崇尚武力、 好戰的民族文化促使羅馬人建立了龐大的帝國。古代羅馬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地中海世界的超級大國。羅馬軍隊強大的戰斗力來源于兩方面的因素： 一是追逐功利的精神。羅馬人“勇猛、 頑強、 兇殘、 忠誠等性格特點以及為了國家利益和榮譽不惜自我犧牲的精神”[9] ， 為了國家利益和個人榮譽而戰， 不惜犧牲生命， 這是一種英雄主義精神。二是遵守紀律的德性。羅馬士兵培養了遵守紀律的習慣， 同時羅馬帝國也形成了一套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威爾 · 杜蘭指出： “法律最足以說明羅馬精神的特征。 ”[10] 羅馬帝國的衰亡也是從文化開始的， “羅馬人最初對奢靡浮華的希臘文化采取一種征服者的輕蔑態度， 后來卻開始在一種自慚形穢的復雜心理中模仿希臘文化， 最終則被柔性的希臘文化弄得手腳酥軟， 淪落為像他們當年一般剽悍兇猛的日耳曼蠻族的俎上肉”[9] 。此外，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 · 吉本在 《羅馬帝國衰亡史》 中指出， 基督教是導致羅馬帝國衰亡的元兇之一， 基督教信仰的廣泛傳播摧毀了羅馬人的公民精神 [11] 。

　　歐洲進入中世紀是因為基督教文化的興起， 走出中世紀則是由于基督教文化的衰落。基督教成為歐洲中世紀人們無條件的信仰形式， 羅馬天主教會凌駕于一切世俗權力之上， 社會的一切弊端都根源于基督教文化。歐洲走出中世紀， 正是從對基督教文化的批判開始的， 西歐近代三大思想解放運動— —文藝復興、 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 都把矛頭指向了基督教。13—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就是 “以感性意義上的人性來反對抽象的神性， 以生機盎然的現世生活來反對枯燥冷漠的天國理想， 以人的正常情欲和感官享樂來反對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和變態虛偽”[9] 。16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直接導致了羅馬教會一統天下局面的分裂， 對于 “西方文化轉型和近代歐洲政治、 經濟、 文化格局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它構成了西歐資本主義發生、 發展和歐洲現代化過程的歷史前提之一”[9] 。啟蒙運動發生于17、 18世紀， 它是一場反專制統治和天主教會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 思想家們積極地批判專制主義和宗教愚昧、特權主義， 宣傳自由、 平等和民主， 重視自然秩序和天賦人權觀念， 為歐洲社會的政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現代西方世界的崛起正是現代人文主義精神和理性精神對抗基督教神權的勝利。文藝復興高揚了人文主義精神， 提倡人性的解放， 贊美自由的人性與世俗的生活。啟蒙運動中的理性精神排除了神學的干擾， 促使西方人重新發現了自然和人本身， 為自然科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開啟了經驗主義和實驗科學的時代。由于掙脫了基督教神權的束縛， 科學的自由精神被釋放出來了。此時， 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弗蘭西斯 · 培根 （1561—1626） 提出了 “知識就是力量” 的經典名言。自然科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歐洲的迅速發展， 使得歐洲的力量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擴張。

　　綜觀500年來的西方世界發展史， 我們可以看出思想在其中發揮的巨大引擎作用。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在科學理性的支撐下進行的。在杜蘭特看來， “用世俗制度取代基督教是工業革命的最高峰和最關鍵的結果”[1] 。德國在現代的崛起， 與馬克思、康德、 黑格爾、 尼采、 海德格爾等一批思想家的涌現有很大關系。這是因為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思想， 就沒有凝聚力， 也就不會有創新精神。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 則與孟德斯鳩、 伏爾泰和盧梭等的啟蒙思想的傳播有很大關系。同樣， 拿破侖的戰敗也是由于思想的原因。惠靈頓在滑鐵盧打敗了拿破侖， 但英國人卻認為， 真正打敗拿破侖的不是惠靈頓， 而是亞當 · 斯密的 《國富論》 。正是 《國富論》 使英國走上了富強之路， 國家才有力量打敗拿破侖。沒有 《國富論》 ， 沒有牛頓， 沒有瓦特， 就沒有 “工業革命” ， 就不會有英國的崛起和富強。拿破侖的名言恰恰是對這句話的論證： “世界上只有兩種力量： 智慧和劍。從長遠看， 劍總是被智慧戰勝。 ”[12] 改革開放后， 中國在全球崛起， 但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卻說中國并不可怕，因為中國輸出的是物質， 而不是思想和學說。這一觀念足以引起國人反思。的確， 我們到了必須振興思想的時刻！

　　（二） 思想變革是引領中國發展的航向標

　　綜觀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各個朝代都創造了燦爛的思想文化， 如先秦諸子之學、 兩漢經學、魏晉玄學、 隋唐佛學、 宋明理學、 清代樸學等。在這些燦爛的思想文化的引領下， 中國的農耕文明在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始終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其中， 儒 （仁、 義、 禮、 智、 信） 、 道 （道法自然、 上善若水） 、佛 （智慧、 慈悲） 、 墨 （兼愛、 非攻） 、 法 （法、 術、 勢） 、 兵（崇仁、 尚變） ， 都體現出思想的力量。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甚至都希望 “以其學易天下” 。孔子甚至說： “朝聞道， 夕死可矣。 ”[13]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史記》 記載， 秦始皇十分佩服韓非子， 在讀到其著作后曾說： “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 死不恨矣！ ”[14] 直到今天， 這些燦爛的思想文化仍然是當代中國價值體系與思想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 “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 治國理政智慧， 為古人認識世界、 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 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 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5] 。

　　18世紀之前， 中國更多地給予西方思想界以啟迪。中國在近代的落后， 則源于極端專制導致思想創造力的抑制和萎縮， 從而使中國陷入落后于世界、被動挨打的境地。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 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經歷了刻骨銘心的歷史劇痛，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也經歷了劇烈變革的陣痛。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歷程昭示我們： 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要真正站起來、 強大起來， 首先必須在思想上站起來、 強大起來。事實證明，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每一次巨大變革， 都離不開思想的引領。為了尋找救亡圖存之策， 林則徐、 魏源、 嚴復等人把眼光轉向西方， 從“師夷長技以制夷” 到 “中體西用” ， 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和觀點。而中華民族真正站立起來， 是從思想解放開始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空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其口號是民主 （德先生） 和科學 （賽先生） 。陳獨秀指出： “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 道德上、 學術上、 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15] 五四新文化運動將批判矛頭直指封建主義的舊道德、 舊文學， 反對獨裁專制和迷信盲從， 提倡民主、 科學， 提倡新道德、 新文藝， 喚醒了民眾的覺悟。它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 “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劃時代的”[16] ， 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準備了條件， 為中華民族的復興開創了新的歷史起點， 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新中國的成立， 充分展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力量。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 “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 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5] ，“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 既引發了中華文明深刻變革， 也走過了一個逐步中國化的過程”[5] 。新中國的成立， 是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戰勝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結果， 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 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力量來自于它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學說， 毛澤東思想的偉大之處在于它發動的是人民戰爭， 主張 “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為著全民族的利益， 而結合， 而戰斗的”[17] ， 激發了廣大人民的革命意志。

　　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當代中國的面貌， 讓中國由貧窮落后走向了繁榮富強。改革開放擁有如此神奇力量的根源在于思想的解放。甚至可以說， 正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系列思想改變了當代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以社會主義本質為核心， 高度重視生產力問題， 強調社會主義的富裕是共同富裕， 包含一系列肯定和支持農村改革、 經濟特區建設、 鄉鎮企業、 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措施。這些措施突破了馬克思、 列寧、 毛澤東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框架，有利于發展生產力， 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有利于國家的富強， 從而使中國走上了富強之路， 更好地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黨的十八大以后， 黨中央對思想的力量越來越重視。歷史已經證明， 一個民族沒有思想， 就沒有凝聚力， 也就沒有創新精神。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 中華民族的振興固然需要物質基礎， 但也需要精神和思想的力量。恩格斯說過， 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尤其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 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大的政黨， 要站在世界的高峰， 一刻也離不開思想的力量。因此， 我們不僅要建立一個物質上富強的中國， 還要建立一個精神上和思想上強大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