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在這個屬于女性的節日當天，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浙江代表團的30位女代表沒有集體穿旗袍亮相。飽受爭議的“旗袍秀”看似結束，但討論并未終止。(3月9日《齊魯晚報》)
關于浙江代表團的30位女代表準備在兩會期間秀旗袍，筆者在3月4日發表了評論《別讓旗袍秀分散了女代表委員的芳心》。但在隨后的相關評論，以及在本文的跟帖中，發現對這次引起輿論熱議的“旗袍秀”產生了“歧義”。最初的新聞由頭是這樣的：“著名服裝設計師吳海燕，3日晚上在北京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們下榻的賓館之間來回奔波，為22位浙江女代表和8位女委員‘梳妝打扮’，忙得不可開交。因為她們正在連夜準備一場即將轟動北京、甚至世界的，名為‘華裝風姿’的旗袍秀(3月4日《錢江晚報》)”。也就是說，相關兩會代表在與會期間為“旗袍秀”忙得不可開交，這直接給人以“不務正業”的感覺。但在觀點交鋒中，卻變成了女性代表能不能穿旗袍參加兩會的話題了。于是，在輿論的影響下，浙江團會務組正式通知，明確要求浙江省人大代表出席人大開幕式時，應該身著正裝。這顯然是“跑題”了。
如果把兩會代表不應該把精力花在穿著打扮上，理解為必須穿什么服裝參加兩會，相關的代表委員當然是很冤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團女代表說，“我們不是政治花瓶。我們每個人都在各自領域內認真履職，不是只靠穿著打扮當選人大代表的。”
然而，能夠代表民意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怎么就如此不體諒民意呢?在“旗袍秀”這件事上，民眾的期許更多的表現出對代表委員的厚望，而這種厚望是建立在焦慮的情緒上的。換句話說，民眾是寄希望于兩會代表委員能夠為國計民生建言獻策，希望看到他們(她們)就當前的制度缺陷和社會問題為民代言。事實上，兩會的重要意義也在于此。在兩會特定的場合，有限的時間里，應該在千頭萬緒中理出一個輕重緩急，抓住重中之重。在這種事關國計民生的嚴肅政治場合，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面前，有關“弘揚絲綢文化”的“旗袍秀”，也許真的還排不上號。當然，如果與會的女性代表委員悄無聲息地穿旗袍參加會議，想必就不會成為公眾話題。打個比方來說，孩子明天要參加考試，家長都寄予了厚望，如果看到孩子在臨考前不是抓緊時間溫習功課，而是急著梳妝打扮，忙得不可開交，任何家長都會發脾氣的。
從輿論對與會代表委員穿戴的評頭論足中，民眾的焦慮情緒表現的尤為突出。筆者雖然對此持否定態度，但還是覺得這種焦慮是情有可原的。民眾的焦慮大致來自社會的二級分化，由此帶來的“仇官”或“仇富”傾向已十分明顯。當看到不少與會代表委員身穿名牌時裝，手提名貴包袋，就必然會擔心，如此優越的生活體驗能感知民生疾苦么?客觀地說，這其中沒有必然的聯系。但那些被社會不公造就的弱勢群體，那些希望通過這些代表委員為自己發出呼聲的平民百姓，怎么會不緊張，不焦慮?在這種心態下，哪怕是“杞人憂天”還是“庸人自擾”，都是正常的——因為，他們沒有代表委員的資格和水平。而作為能當選的兩會代表委員，如果連這點民情民意都不能體諒，那么，怎么去為他們的切身利益代言?
因此，別太關注“女性代表和男性代表確有差異”，也別太在意“男性代表除了藍灰色就是藍灰色，沒什么值得關注的”，更不應該去擔心“如果女代表委員也都穿著藍灰色衣服出現，那種景象也挺可怕”，值得關注、在意和擔心的事情很多很多。既然是全國兩會，請代表委員們體諒和滿足一下民意吧。來日方長，錦上添花的事兒，大可會后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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