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已經過半，全國多個省市已經上調了今年的最低工資標準。中新經緯客戶端統計發現，截止7月15日，上海、天津、江蘇、山東等11個省市及深圳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北京將在今年9月調整到位。數據顯示，地方政府上調最低工資的步伐有所放慢，漲幅已經出現回落。

　　11省市上調最低工資 京津滬深超2000元

　　最低工資標準，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

　　從今年4月1日起，上海將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190元上調至2300元，增加了110元。之后，各地陸續上調。5月1日，陜西第一檔最低工資上調至1680元，二至四檔分別為1580元、1480元及1380元。青海將原來的三檔工資統一為一檔，上調至1500元，平均增加240元。

　　6月1日起，山東、甘肅開始執行新的工資標準。雖然廣東省今年尚未調整最低工資，但深圳在6月單獨將標準調整為2130元，高出廣東省第一檔最低工資235元。7月，進入最低工資的密集調整期，天津、江蘇、福建、貴州、湖南同時執行各自新的標準。

　　7月13日，北京市人社局宣布，將在9月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由目前的每月1890元調整為2000元。中新經緯客戶端統計發現，截止7月15日，上海、天津、江蘇、山東等11個省市及深圳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

　　本輪調整后，月最低工資標準超過2000元的省份增加到3個，即上海、天津、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最高，達到了2300元。同時，作為一線城市，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一直領跑全國，早在2015年，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就已經達到2030元，今年則上調至2130元，超過了天津和北京，僅次于上海。

　　中新經緯客戶端統計發現，各省市最低工資標準相差較大。最低工資較高的地區，多為沿海經濟發達地帶，根據排名，上海、天津、北京、廣東、江蘇分列第一至五位。西南、西北、東北等地區的工資標準較低，西藏和廣西排名墊底，廣西第四檔最低工資僅為1000元，不及上海的1/2，成為全國工資標準最低的地區。

　　上調最低工資步伐放慢 未來又要怎么走？

　　根據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2年至少調整一次。中新經緯客戶端發現，廣東、新疆、內蒙古、山西、河南、四川、寧夏、西藏、廣西9省、自治區上一次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都是在2015年7月1日及以前，至今，兩年的調整期已過，上述省份尚未公布最低工資的調整方案。

　　網友咨詢河南省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方案。圖片來自河南省政府網站。

　　河南省政府網站今年7月10日的信息顯示，在回答網友關于何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問時，河南省人社廳表示，為維護勞動者取得勞動報酬的合法權益，明確了2017年落實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穩慎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作思路。經廣泛征求意見后，政府發布實施。但對于具體何時發布和實施，河南省人社廳并未給出明確答復。

　　數據顯示，每年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省份數量和調增幅度，都在下降。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全國共有25個地區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調增幅度為20.2%；2013年，有27個地區，調增幅度為17%；2014年，有19個地區，平均調增幅度為14.1%；2015年，有24個地區，平均增幅14%；2016年，僅有9個地區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10.7%。

　　雖然今年上半年有11個省市和深圳上調最低工資，在數量上超過了去年全年，但總體漲幅較低，比如，北京今年最低工資的上調幅度僅約為5.8%。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院唐鈞對中新經緯客戶端表示，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降低，主要與近幾年經濟增長放緩有關。他認為，宏觀經濟增長有所放緩、各地物價的漲幅也較為平穩，是最低工資漲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資料圖 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除了受經濟增長影響外，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還認為，推動企業降成本也是重要原因。他表示，近些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漲較快，給部分企業的生產經營帶來一定壓力。因此，地方政府也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當降低工資漲幅，為企業降成本。徐洪才表示，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降低，對勞動密集型產業會有一定影響。

　　對于暫停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廣東在此之前就有明確表態。2016年2月，廣東省政府發布《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行動計劃(2016-2018)》，其中明確表示，2016年、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暫按2015年5月發布的標準執行，并適當降低最低工資標準增幅，原則上不超過當地同期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增長幅度。這一表述意味著廣東省今年將不會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就在今年3月，廣東省政府又提出，最低工資標準將由2年至少一調改為3年至少一調。

　　對于未來，唐鈞表示，最低工資標準的漲幅可能不會太快。徐洪才則表示，最低工資水平總體上漲的趨勢不會變，但漲幅也要“量力而行”，“漲得太快，肯定會影響企業的積極性”。他稱，不論是最低工資標準，還是社會整體工資水平，漲幅都要與經濟增長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