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最新發布的《私募投資基金備案須知》明確，私募基金存在委貸等三類情形的不再予以備案。結合此前監管規定，業內人士認為，在“一行三會”協同下，監管已經“合圍”，非標業務除了“規范化”別無他路，巨額縮量在所難免。

　　“非標時代”料落幕 

　　2017年6月，劉胤（化名）從北方一家小券商跳槽到南方某二線券商分公司擔任資管部負責人。劉胤本以為跳槽后可以安定下來。不料，更大的職業轉變還在后面。

　　劉胤是從前東家的機構部跳到了現東家的資管部門。雖然部門名稱不同，但劉胤的主要工作都是非標債權投資。2017年年末一系列關于非標的監管規定下，券商資管非標業務受限。劉胤介紹的好幾個項目都未能落地，對方抱怨“條件已經給得這么好了，怎么還是談不攏”。

　　糾結了兩個月，劉胤跟領導要求，從主打非標投資的資產管理部門轉型到主要做標準化產品的固定收益部門。“我在進入券商之前有銀行工作經驗，對銀行間市場較為熟悉。”他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說。

　　事實上，在金融去杠桿的過程中，非標投資的“衰落”早已開始。

　　“我們從2017年下半年到現在都很閑。項目也在看，但是不著力去推了。”北京一家券商資管部門非標組的從業人員告訴記者。此外，據記者了解，有的券商資管部門中為房地產融資的部門從2017年十一之后就開始放假，至今未復工。

　　除了券商資管，做非標業務的私募基金也發生著變化。某資產管理公司旗下地產基金負責人告訴記者，鑒于向房地產開放性項目輸血的資管計劃（多為非標債權類資管計劃）受諸多限制，其目前主要投向為不良資產，“符合政府去庫存的倡導。”他向記者介紹。

　　資產端的問題解決了，更難的問題在資金端。大資管新規要求打破剛兌，可此前地產基金投的非標中多含有差額補齊式回購協議或其他帶剛兌屬性協議，一打破剛兌，募資就成了大問題。

　　盡管仍有部分非標投資者心存僥幸，但多位從業人員向記者表示：大勢已去，非標業務的時代終將落幕。

　　非標“致富故事”不再 

　　伴隨著“非標時代”落幕的是金融行業一個個令人艷羨的致富故事。

　　“我們之前做非標走信托通道時，和我們接洽的信托方多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劉胤說，“僅僅我們經手的項目，年景好時，溝通能力強、辦事活絡的應屆生年薪就能過百萬。”某一線券商資管部門從業者告訴記者，過去“通道型”非標不僅是不少年輕人的致富通道，也是不少券商彎道超車的工具。

　　低利率環境下，融資需求擴張。非標債權項目又多含剛兌安排，導致非標債權投資極速擴張。此外，為規避監管，部分銀行借助信托、證券、保險、基金等通道，將信貸轉換為非標準化債權融資資產的類信貸業務。

　　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我國銀行理財存續余額28.38萬億元，理財資金的資產配置中16.14%投向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業內人士表示，加上其他資金來源，實際非標準化債權投資的規模比這要大得多。

　　北方某資產總額排名靠前的城商行北分負責人向記者介紹，其所在銀行的“表外貸款”是“表內貸款”的數倍。而委托貸款作為“表外貸款”的一種重要形式常常被包裝成為“非標債權資產”。

　　“過去非標火熱時，非標業務部門是公司中的搶手部門，同一個公司同一級別的員工中，做非標的收入能超過公司平均水平3-4倍。”劉胤說。

　　非標轉標面臨挑戰 

　　對于資管機構來說，如何找到符合監管規定、客戶又能接受的非標轉型方案是當務之急。業內人士認為，此前呼聲甚高的資產證券化（ABS）方案或可行性較低。

　　中國農業銀行資產管理部副總裁彭向東表示，目前銀行資管部門都在研究非標轉型的辦法，他認為轉型思路之一是“非標轉標”。

　　金融監管研究院創始人孫海波介紹，其接觸的不少機構目前在嘗試將非標產品做成ABS，將非標債權當作底層資產切分成小塊放到交易所交易。

　　不過中型券商資管負責人表示，ABS實際操作起來存在很大的難度。“如何將非標債權資產切分成小份并且準確定價是個問題。”

　　彭向東也表示，資產證券化等非標轉標的方式程序復雜，實際操作困難較多。他認為私募債或是一種客戶較容易接受的“非標轉標方式”。

　　我國《證券法》要求符合條件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公開發行債券，本次發行結束后，累計公司債權余額不超過最近一期期末凈資產40%。而私募債由于不屬于公開發行債券，不受此限制。且私募債可在銀行間市場、滬深交易所備案，雖不公開發行但依然屬于標準化產品。在產品本身合規的前提下，彭向東認為，將此前的非標債權做成私募債的可行性較高。（記者 吳娟娟 徐文擎）